【修例风波】香港局势愈发紧张 北京和示威者都要看清对方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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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1日,香港回归22周年纪念日,香港反政府示威者砸碎了香港立法会的窗户,站在政府总部内的警察看着试图冲进大楼的抗议者。(AFP)

香港局势已经愈发紧张。以至于正在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4日再次正面就香港局势进行表态,强调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因为这场由反修例开始的政治风波已经逐步升级演化为攻击政府机构,破坏公共交通设施,打砸私人店铺等失控的街头随机暴力,并且在出现由街头运动转化为学生运动的苗头。

抛开各方游行人群和港警之间错综复杂的对错不谈,香港街头运动升级到出现了失控苗头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做出这种判断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明是,即便港府早已在9月4日宣布撤回修例草案,香港街头运动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日益激进。目前而言,不管是位于北京的中央政府和还是香港街头的激进游行者,都需要认清两个基本事实。

北京并非旁观 全面管制权加强成必然

虽然表面上看,位于北京的中央政府一直克制到似乎在“静观其变”,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如此。观察中国政情的人士,即便未能从之前人民日报警告“暴徒一定会用沉重代价偿还犯下的罪恶”、武警集结深圳演练之中窥测到北京隐含的警示,也应该在不久前公布的四中决定中,解读出中南海已经经过讨论并达成共识,要从顶层设计着手处理香港的这场乱局。

从八一建军节前(7月31日),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发布的带有香港地标的防暴演练画面的视频;到8月7日在深圳召开的香港局势座谈会上,港澳办表态香港游行中出现的暴力行为已经“出现恐怖主义的苗头”开始,北京态度转硬迹象开始出现。

8月3日,香港反修例示威者发起“旺角再游行”,有示威者傍晚游行到达尖沙咀码头后爬上海港城外的旗杆,拆下中国国旗丢进海里。8月4日的游行中,示威者行至金紫荆广场,在雕塑写上“光复香港”等字眼。8月5日,香港出现“三罢”(罢工罢市罢学)及地铁不合作运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当天表示,“连串极端暴力事件将香港推向十分危险境况”的时候,外界就已经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北京,不过位于北京当时除了对港府表示支持,对当时尚且为数不多的暴力行为表示谴责之外,一直未对香港的态势做出行动上的干预。外界普遍认为北京在保持克制,静观其变。

2019年8月3日,周六,香港,抗议者从旗杆上降下中国国旗。

但是静水深流,如果因为北京的平静表现,就认为中央政府对香港的乱局真的无动于衷显然是一种误读。

从8月10日有市民在深圳拍到武警车队集结的图片,到8月11日深圳罗湖和福田区大批武警集结,大量装甲车和警车在街上行驶开始。坊间舆论就开始之将与香港近期的局势相联系。具有官方背景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甚至直接撰文称,“毫无疑问,这是国家对香港暴力分子的严正警告。”8月12日反修例非法集会致香港机场全面瘫痪,当天中国官方媒体央视转载武警部队装甲车辆行进画面时,不仅称“武警车队集结深圳的画面在网络曝光”,亦引述特别提醒武警部队“维稳处突”职责。这些迹象显示,北京虽然表现平静,但是实际私下可能已经做好了随时出动武警部队应对香港示威性质生变、突然恶化的准备。

8月13日夜间至14日临晨,中国大陆记者在香港机场被禁锢并殴打的新闻引发大陆舆论汹涌。《人民日报》旗下人民网为此发声“暴徒一定会用沉重代价偿还犯下的罪恶”。20天后(9月3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号召中共中青年官员要勇于进行“伟大斗争”,并将港澳台工作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一起归于中共面临的挑战范畴。9月11日,在接见澳门新任特首贺一诚时,善于利用政治符号释放含义的习近平终于满足了外界的期待,在香港游行风波后首次公开谈及“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完全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释放了中南海对“一国两制”态度不会动摇的信号。

2019年8月12日央视报道的大批武警深圳湾集结演练画面(CCTV视频截图)

最重要的是,9月11日当天李克强和习近平先后接见贺一诚的现场,出现了此前没有的陪同人员——中国公安部长(赵克志)。11月4日习近平在上海接见了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林郑时,赵克志再次陪同会见。有香港媒体报道,作为赵克志已经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虽然该消息至今尚未得到官方证实,但是赵克志的“两次出场”显然让外界更加相信公安系统已经高度参与到中国中央政府对港澳的治理工作中。

11月5日公布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对于香港问题有专门一个部分的论述,虽然内容不多,但对于香港反修例以来暴露出的问题针对性很强。决定认为“一国两制”需要发展和完善的有5个部分,分别是1,全面管治权;2,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3,中央与特首关系(含中央对特首任免制度、机制与特首对中央负责制度这一对关系);4,人大释法机制;5,港澳融入国家的发展机制。其中加强全面管治权是核心,不因这次香港修例风波的发生而动摇。其余四个需要完善的领域都从属于这个核心。

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在随后发表的解读四中《决定》文章中明言,《宪法》和《基本法》给予中央的“十项权力”就是“全面管治权”的内涵,这是再一次提醒中央与香港“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而“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之间反映了“一国”对“两制”的统领,或者说是“两制”对“一国”的依存。 可以预见的是,中央对于香港加强全面管治权的既定方针不会发生动摇。今天香港修例风波的加剧更会加强中南海对于全面管治权必要性的认识。

香港这一代年轻人或是最激烈的反对派

从2014年的战中运动,到今年的反修例游行,青年人成为走上街头的主体是香港政治的基本现实。他们在西方的政治和经济理论的熏陶中成长,接受的不仅是西化的知识,还有西化的意识形态,他们甚至不够了解中国的现代史。网络上有比较尖锐的语言将他们称为“中央政府失去的一代”,这种说法也许有所偏颇,但是对于北京来说,应该认识到归回22年来,中国政府对于香港这一代年轻人的国民教育缺失已经很难挽回。

2016年10月12日,香港青年新政立法会议员梁颂恒(左)和游蕙祯宣誓时,把China读成“Gin-na“,又手持 “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物品。(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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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6日,大批建制派支持者挤满立法会示威区及附近范围,抗议青年新政两位议员的辱华言论。(多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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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1日,香港青年新政成员、前立法会议员游蕙祯及梁颂恒,涉嫌2016年底冲击立法会会议室被控参与非法集结罪及企图强行进入罪。(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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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1日,香港立法会,支持和反对有争议的香港引渡法修正案的议员在进入香港立法会的问题上发生了冲突。(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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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12日,香港反修例群众包围立法会。(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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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13日,香港机场旅客们与试图通过香港国际机场登机口的抗议者发生争执。(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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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14日,在香港九龙湾淘大广场购物中心,亲中国示威者和反政府抗议者发生扭打。(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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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15日,周日,香港,一名反政府抗议者手持激光笔。(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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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2日,暴力示威者在香港中文大学与警察对峙。(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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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3日星期三,在香港中文大学地铁站内,暴力示威者破坏了一辆停在地铁站内的火车。(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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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发旅游警示,香港动荡对旅游业影响浮现。(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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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连日发生严重警民冲突,台湾驻港办事处于当地时间2019年11月13日晚间协助该校台生返台。图为台生集体步出校园外搭乘专车前往机场。(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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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中国以来历次社会运动中的香港青年人身影频频闪现,并渐然汇流入反对派政治脉络之中。型事件如:1999年人大释法事件中进京请愿;2003年反基本法23条立法大游行;2012年反国民教育事件;2014年占中抗命事件;2015年初的反水货客暴力事件;2016年旺角暴乱事件与立法会港独宣誓事件;2019年反修例运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田飞龙曾撰文指出,香港青年学生在自办刊物中的毫不掩饰的激进政治想象亦令人忧心:港大学苑的“香港民族论”以及城大《城大月报》的“港独”33愿景。2015年香港学生抗议驻港部队访问港中文事件亦显示出他们国民意识的极度匮乏。

150余年的殖民史在涤荡香港人中华帝国臣民意识的同时,确立了牢固的“居民”政治意识形态。这种纯粹“居民”的政治意识构成大致如下:(1)殖民史观;(2)冷战史观;(3)人权史观;(4)普通法史观;(5)普适民主史观。这些历史观要素混杂综合,构成了香港人的主体政治精神,而“爱国爱港史观”则相对处于弱势,香港的既有教育体系又根本没有承担甚至严密排斥“爱国爱港史观”的渗透与机制性落实。港府在2012年曾试图在中小学推行国民教育,但遭到香港家长学生和社会大众极度抵制,并发起多次万人示威游行,港府后来在社会及舆论压力下,被逼收回国民教育计划。

这一时期香港本土运动兴起,本土、自决、乃至港独的声音开始出现,使得这群在香港回归后出生的年轻人,对本土身份认同愈来愈强烈,趋向认同自己是纯粹的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香港的既有教育体系又根本没有承担甚至严密排斥“爱国爱港史观”的渗透与机制性落实。

2012年反国民教育事件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这种纯粹“居民”政治意识形态的激烈反弹,其中生力军即为包括黄之峰在内的香港青年一代。在排斥国民意识的“居民”意识形态之下,香港青年组织亦呈现出高度自治态势和社运生力军形貌。比如香港高度本地化的“学生会—学联”体制成为占中运动的强势领导因素。尽管后占中时期香港大学学会生退出学联,但这并非香港学运的分裂,而是青年激进势力寻求社运独立性的体现,这使得香港青年社运更加难以节制。

随着11月11日开始的暴力冲突事件频繁发生,香港部分激进示威者开始出现“仇中主义”的情况。对于北京来说,让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已经成型的这一代年轻人回归到“爱国爱港史观”框架下的挑战无疑很大。北京必须要认清一个现实,曾经最起码在表面上保持“和善”的陆港关系一去不复返了。全面管治权、维护国安机制以及其他一国两制中亟待完善的机制如何在香港实现,能否避免更大范围的影响,将考验港府和中央的政治智慧。不过不管怎样,面对更多青年人的精神迷惘和身份危机,教育改革及心理文化的重建,已然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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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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