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期间的走关系

希文撰写2016-11-03 22:47:06

当美国国内两位候选人在决战的最后阶段相互厮杀的时候,近日在英国访问的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在伦敦市长汗(Sadiq Khan)举行的论坛上尴尬地表示,“当我和某个国家的外长、总统或者首相等人坐下来谈话,并表示‘我真心希望你们的国家能够迈向民主’时,我能看到他们眼神里的怀疑。”


克里坦言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严重影响了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图源:VCG)

除了这次大选中低俗恶劣的作秀表演之外,金钱政治的元素也再次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到批评。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本届大选中,20多名亿万富翁为他们竞选共捐款8,800万美元,其中希拉里及其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收获至少7,000万美元。

作为“政治献金”的交换,这些富翁能换取大选后的政策倾斜和高官厚禄。而议员之间通过帮助利益组织从而确保自己卸任后的高薪职位这种「旋转门」现象,也变得越发恶劣。

长久以来,美国国会和政府所推行的政令改革,除了反应立法者和执政者的理想追求以及普通选民的诉求以外,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资本运作的影响,甚至两党中的不少议员和官员本身也是从后台走向前台的资本家或他们的代言人。

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党更像是利益集团的组合体。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政党如何更迭,资本的力量皆可以通过代表人直接参与政治,或是以游说的方式保持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和相当程度上的掌控力。

几乎每个选民都可以说出不少游说的缺点。那么美国为何会允许游说这套设计的存在?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里郑重写着,“国会不得制定法律来削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以求解难的权利。”这也就意味着民众有结党结社的权利,并可通过请愿向政府进行游说,施加影响。

民间的利益团体对政府施加影响,主要有四种方法:

一则建立政党,通过推举候选人入职国会,来推进自己的政策;另则是打官司,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利用司法审核权推翻对自己不利的法规;再则是走体系外的群众路线,也即所谓outsider strategy。通过媒体这样不受政府控制的公共渠道,向民众宣传自己的观念,通过组织联名信、电话、投票乃至抗议游行等方式对议员和政府施加影响。

无论是以上哪一种方法,都会产生程度不一的冲突,在难以掌控成本的同时也无法获得最高的效率。而所谓insider strategy的游说制度讲求的则是国会、政府和利益组织之间的合作。


今年4月,数千名美国群众集结国会山,抗议金钱政治(图源:新华社)

从国会和政府的方面考虑,他们在立法和执法时有听取民众意见的需要。现代社会,议会和政府所要负责的问题越来越繁杂,也越发需要专业知识。美国民选体制对候选人并无教育程度和专业培训的要求,民选议员官员本身对需要监管事务的相关知识经常并不了解,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

虽然后者在与立法者合作时很可能有利益的考量,但他们也是所涉及法规的直接利害相关者,理应听取他们的意见。因此国会在立法前都要召开听证会,也即各种专家说客代表利益团体在国会作证。有很多时候利益团体甚至会帮助议员参与撰写立法草案的过程。

对利益组织而言,游说除了可以施加影响之外,还可以从政府内部获得一线的情报,以决定自己下一步的动向。比如面对一个新出台的法规,相关政府监管部门到底如何理解具体细节,会怎样执行,都可以通过游说人和具体的负责人员进行直接沟通。

然而说客们毕竟只代表了一小部分群体的利益。在大资本的高效运作之下,大型的游说公司不仅对政府和国会进行游说,也帮助利益团体和媒体沟通,打官司,全方位的对政府施加影响。除了有不少说客最终自己成为议员的情况以外,大量的议员在离职后也会选择成为说客。

(希文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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