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转向模糊 “大变局”能量超越历史变革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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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年来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晚清时期洋务运动领袖之一李鸿章所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形成呼应。当时所谓的变局,首要从深陷多重危机的清王朝自身出发,面临“师夷长技”、内革积弊、外御强敌等诸多重任;而今天的“大变局”则发生于整个世界范围内,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财富的转移、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民主自由价值观遭遇挑战、信息时代对社会空间的全面改造等等共同构成了国际体系的范式转变。

谁能对“大变局”先知先觉,或许就能率先掌握开启未来世界大门的钥匙。目前中国学界对于“大变局”的讨论有逐渐升温的态势,但研究成果的广度与深度难言令人满意,而国际舆论对这一话题的反应要更加滞后。为此,多维新闻专程采访了多国专家学者,就是否存在大变局、大变局如何发生、大变局的未来走向等问题与他们展开对话。

本篇为系列采访第四篇,多维新闻特约记者刘海鸣在东京专访了日本柳泽国际智库中国问题研究员宫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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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下清表示,日本正努力在中美之间实现某种平衡。(Reuters)

多维:中美最新一轮经贸谈判前不久刚刚在上海结束,从双方发布的声明来看,重启后的第一次谈判似乎进展不大,这也与外界“中美谈判将是一场持久战”的预期相吻合。而特朗普于北京时间8月2日宣布将对中国3,00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全球股市虽有下跌但幅度不大,似乎也对贸易战逐渐适应。从中国领导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述来看,很多人认为中美之间将持续很长时间的博弈最能体现“大变局”。但事实上,“大变局”绝不仅限于中美,而是蕴含了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国际关系范式转移的诸多形态。你认为当下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吗?

宫下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高层的这种表述确实引起了学界和舆论的一些注意,21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相信就是中国的重新崛起,这对于世界来说,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的重新崛起恐怕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变局。

而中国学者理解的变局或许与此相关,但我相信更多是对于世界进入新技术革命时代,并由此带来的巨大的地缘政治,国际经贸和军事安全平衡的考量。如果从中国和国际社会两方面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局恐怕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事实上的一种存在。

多维:日本学界是否有相关的讨论?

宫下清:日本学界来讲,这种讨论更多的聚焦在中国崛起对自二战以来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的影响上,特别是习近平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后,中国正在以一种完全不同以往的姿态开始面对国际社会,中国比以往更深入更迅速的对国际社会产生施加影响。

多维:你说的不同以往的姿态具体是指?

宫下清:习近平执政以来,北京在政策上从内敛开始加速向外向转变,中国目前正在推进的标志性战略——一带一路,就是这样的一种体现,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将自身的资金,技术,人力资源向外输出,这种输出在中亚,东南亚和非洲等地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显现的尤其明显,通过这种输出,中国甚至拥有了海外“租借地”,这与传统意义的殖民主义相比,显得温和而隐蔽,但不能否认的是,中国通过这种温和而隐蔽的手法,逐渐对相关国家的政治实施了巨大的影响力。

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年来不断在国际上强调的中国方案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实是一种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输出,尽管并非很直白的在这些国家推广共产主义革命,但却是对这些国家建立一种类似中国的非民主政治提供了很好的范本。而这些是在毛泽东时代以至胡锦涛时期北京从未有过的举动,从中可以看出习近平巨大的政治雄心。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积极参与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中非合作论坛等中国主办的外交活动,对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也成为国际舆论的热点。(Reuters)

多维:“大变局”绝不仅仅是某个国家发生的变化,而是整个国际体系的范式正在发生转移,其中既有中美之争、欧洲的撕裂、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等表现形式,又有财富权力的转移、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等内在逻辑,更包括民主自由价值观遭遇挑战、信息时代对社会空间的全面改造等深层线索。如果说“人类又来到了十字路口”,你会怎样描述这个“十字路口”的景象?

宫下清:如果一定要强调大变局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通过新的科技革命,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自二战以来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在逐步瓦解失去功能,这亦是西方国家的相对性实力整体衰落的结果,也是取得独立后的主要发展中国家通过数十年的努力逐步实现国家政治经济安定化从而通过国力不断上升加速取得国际话语权的一种正向结果。

这些国家不仅仅是中国,还包括印度。这些传统的大国的近代化进程落后于西方,但在全球化浪潮下,加速化推进工业化进程,追赶西方的进程被迅速缩小。而这一进程只是在近十余年中出现的。此前的几十年间,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安享”着由美国建立的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一秩序使得西方获得了自17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空前的财富积累和全球主导权。但这一切似乎在21世纪20年代即将开启的当下正在变得模糊,这也是目前国际间斗争的一种目标,即将目前已经模糊化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再次引导向新的清晰化时代。

你所提问的十字路口正是在这个秩序模糊化时代下,从国家到个人的迷茫和沉浮,在这样一个时代,你永远无法预测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多维:自大航海时代以来,三次工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等标志性事件都曾给世界带来“变局”,这一次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此前几次变局相比,有什么新特点?

宫下清:提起新特点,在这一观点的前提下,我认为或许这一次的大变局集合并超越了前几次大变革大事件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能量的总和,这种爆发体现在全球经济治理上,体现在人权领域,体现在传统大国之间的博弈上,还体现在非传统大国在全球政治体系中角色的变化上。

多维:中美贸易战也是这种大变局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并符合其特点么?

宫下清:可以说,日本学界有很多观点,其中一些认为中美贸易战在当下发生,以及充满了威权主义色彩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出现和中国转向自毛泽东时代以来最强的政治强人习近平,这些看似偶然的时间并非偶然。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动因和民众基础,美国作为守成大国面临新兴中国的不断进逼起国内政治诉求向遏制中国转移具有合理性,而中国在经过了高速发展的几十年后其国内积累矛盾问题也处于爆发的临界点,双方对于国内政治形势的走向的选择可以说符合当前两国国内政治经济现实。

而转动这一历史走向背后的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巨大能量是否就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说的大变局,每个人都需要作出自己的思考。

国际社会已经开始接受中美博弈将长期持续的现实。(AP)

多维:你如何看待整个世界过去一百年中(大约从一战前后开始)在地缘政治、工业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科技等诸多领域的经历的变化?

宫下清:毫无疑问,过去一百年是世界激荡的一百年,从两次工业革命浪潮,世界大战,到冷战带来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对抗,人类在过去一百年间付出了前所未有的代价,同时也收获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尽管今天人类文明遭遇种种挑战,但无疑,我们对抗挑战的能力也在增强。而应对这些变化无疑为人类发展自身文明积累了大量有益的经验,即使付出过惨痛的血的代价,但从一个更长远的历史时间线来看,这些血的教训也为人类在思想,社会形态和科学技术上的进步和进化提供了十分有力的支撑。

多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未有”,既是对过去的总结,也有对未来的洞察。过去一百年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美式天下”,而未来的世界很可能是一个多极的共同体。你怎么判断“大变局”的走向?

宫下清:如果这种大变局真正存在,正如我刚刚所讲,国际社会将由美国建立的二战后的清晰秩序再一次进入动荡不安的模糊时代。中共的政治主张是提升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由美国的一极世界转变为多极世界,但这一主张更多被认为是北京突破华盛顿的政治压力采取的一种国际宣传策略,真正的多极世界会给全人类带来什么,没有任何一个专家学者敢于对此给出一个明确的论断。

今天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总体稳定于美国为世界诸多地区和国家提供相应的安全保障有关,与美国同传统大国(诸如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战略平衡有关。但显然,今天这种战略平衡正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北京日益富有扩张性的对外政策而遭到破坏,那么当这种战略平衡被彻底打破,世界会成为什么样子,这是很多包括日本在内的很多西方学者所担心的问题。

历史上,中国也有极其强盛的时期,但当时的经济规模和技术水平同今日完全没有任何可比性。今天,从西方开启人类文明近代化大门以来,国际秩序的变迁总是伴随着动荡和战争,在美国影响力衰落的当下,崛起中的中国和多极化的世界发展道路,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恐怕不能是一句“美好”可以囊括的。

但变化是人类文明的常态,我们对此需要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去面对变局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阴暗”一面,同时我也相信变局是人类追求更美好未来的一种努力的体现。

多维:在当前的“大变局”中,中国等新兴国家不光是既有国际秩序的“打破者”,更可能是新秩序的构建者。有观点认为,人类今天之所以经历“大变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国家以民族国家的标准确立了一个个相对有效的国家,但并未确立一个有效世界,国际规则基于国家利益的博弈,“霸权”、“殖民”等词汇始终是关键词。而东方文化,特别是东亚儒家文化圈中“和而不同”、“内圣外王”的思想体系能够有效的对国际体系进行重构。

宫下清:今天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西方文明和认识的基础上的,正如近代以来谈及国家关系时,西方人并不能理解东方诸国家间的传统以中国中原王朝为核心的藩属关系。西方文明在建立国际关系准则是运用了一套纯粹的丛林法则,这使得修昔底德陷阱的悲剧在近代以来反复上演。我注意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在多种公开场合下提及中美之间的关系不应该出现修昔底德陷阱陷阱的悲剧。

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被认为是“大变局”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AP)

宫下清:将中华文化中的儒家思想运用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也是近年来崛起的中国为扩大自身影响里的一种尝试,中共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正在越来越多的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相结合创造出一种在历次共产主义革命中从未有过的新型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有别于马克思恩格斯最初打造的共产主义理念,也区别于列宁主义,甚至与中共建政后被奉为经典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也相当不同,中国人无疑在这种融合型意识形态中变得更为稳定,这非常有利于中共习近平体制维持其长期执政。

多维:那么东方文化在中国的外事中又能够扮演何种角色?

宫下清:确实,中国也正在利用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关系处理法,应对美国战后少有的奉行孤立主义政策的西式商人总统特朗普。中国外交官员在很多场合都会引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经典语言来回应自西方对于中国的共产党体制、意识形态和人权等领域的批评。

但从目前的结果来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依然无法占据道德和道义的上风,中国外交官在西方社会和舆论话语体系下讲述的中国故事更多呈现出排异反应或者说水土不服,最终反而成为了中国国家形象恶化加剧的负资产。因此,从目前来说,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东方文化在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尤其在国际博弈中能够为中国带来多少有正面的东西依然需要观察。

多维:有观点认为,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帝国,这种形式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在逐渐退场,但某种程度上,过去一百年中,美国扮演的角色虽然没有帝国的形式,但其实有帝国的实质,而当前的“大变局”可能会让“帝国”彻底终结。

宫下清:世界的多极化是冷战结束后形成的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对于世界的掌控力处于下降通道,我们可以看到,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经历了从以美国为领导的西方发达国家独占的全球治理,到新兴市场国家参与分享到全球治理,这一点从7国集团到20国集团这类国际性协商会议的发展便可见一斑。至于北京提出的大变局是否会让帝国彻底终结,我个人的观点对此持谨慎态度。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政治中的主要冲突已经开始集中到美中冲突上,习近平执政以来,北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希望突破华盛顿设定的具有浓厚冷战色彩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全方位提升中国影响力,对于国家来说,这是非常正常的,可以得到理解。

但国际上对中国的担忧依然是中国的体制,今天的中国,或者明确说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作为一个非西式自由民主国家能够给世界带来什么,这是很多信仰普世价值的政府和民众所担心的。美国尽管不完美,但其政治体制决定了相对中国更高的自由度和自由度保障能力。

而中国进入习近平时代后国内不断收紧的公共空间让外界出现了更多的担心——中国以非民主国家形式成为超级大国后是否会以红色帝国的姿态面对世界,并渐进式摧毁西方文明建立起来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一如北京对香港所做的——尽管看起来当前的中国是最为热心终结自大航海时代以来不断更替的全球性帝国统治模式的国家。

西方国家对于中国仍旧充满疑虑。(多维新闻)

多维:作为日本学者,你如何看待日本在“大变局”中的位置与角色?

宫下清:今年以来,面对美国政策的改变,日本也调整相应的政策,最重要的就是接近中国,安倍首相在20国集团大阪峰会上给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很高的礼遇,中国也原则性接受了安倍提出的习近平2020年正式访日的邀请。

日本作为岛国,资源匮乏,价值国内少子化和老龄化进程的推进,日本想要复制泡沫经济破灭之前的经济辉煌几乎不可能。在国内问题严重牵制的当前,日本政府某种程度的考虑是利用好美中矛盾带来的经济,外交和安全上的机遇,在美中之间实现某种平衡,利用此推动实现自身的改革,保持提升日本在国际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这也是安倍政府正在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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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戴仑 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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