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独立的未竟使命 莫迪在克什米尔重建民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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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13 00:56:44

当地时间8月12日前后,处于军管状态的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迎来了2019年度的穆斯林新年“古尔邦节”。对此,新德里当局终于在11日暂时结束了当地全境通信管制的状态,控制克什米尔各大要地的印度军警还在节日期间向当地民众发放慰问品。随着以总理莫迪、总统科温德为首的新德里政要纷纷发表节日致辞,加之印度外长苏杰生也在同日前往北京,强调印方“不改变印巴停火线,也不改变印中边界实际控制线”,至此,这场风波似乎就告一段落了。

新德里这次在印控克什米尔的突然行动可能超出了西方观察家的想象。一时间,面对印军在印控克什米尔的行动,西方媒体便大发雷霆,批评“这届印度政府正在让印度变得不民主、不稳定,一步步走向专制”,甚至高呼“印度将越来越成为一个印度教王国”。

不可否认,西方对此次风波的很多言论大有危言耸听之处。但这些细节也从侧面印证了莫迪(Narendra Modi)当局的一大重要工作,即利用其麾下人民党组织重建印度“国族认同”,进而建立起一套以印度教思想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体系,并由此重新建立一套自下而上的管道。这或许也意味着,外界恐怕应该以另一种眼光重新观察莫迪政府在印度的所作所为:人民党当局可能正在以某种特殊方式来完成印度建国69年至今的未竟使命。

自2014年以来,印度总理莫迪一直因为人民党在印度民间的相对清廉、节制、硬派等形象而广受赞誉。(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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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国内,宗教团体与政治团体往往存在明显的利益结合关系,这一点不仅仅存在于印度教上,佛教、伊斯兰教团体亦然。(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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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及其人民党团体主张印度教价值观,他的政见在印、巴交界地带也得到了响应。如图中的勒克瑙地区,虽然当地民众大多使用巴基斯坦官方语言乌尔都语,可很多人仍把莫迪当成自己人。(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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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控克什米尔松散的政党政治环境在莫迪及其强硬的人民党团体面前已无法形成反制的压力。(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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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遗产与包袱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印度与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的建立本身都是建立在英属印度的《蒙巴顿方案》的基础上的,两国分割的确定从一开始就比较牵强。两国的民族意识更因为《蒙巴顿方案》的缘故,不得不部分维系在宗教基础上。

尽管英属印度时期遗留的公务员、军队、运输系统和工矿企业确保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近现代国家地位,但两国在面对国家、民族构建的实际问题时就难免一筹莫展。

相对于以“信仰伊斯兰教”这一前提建立的巴基斯坦国家,印度在国家认同这一点上就颇为棘手。自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建立“印度共和国”之后,该国就在制度、认同、理念等问题上长期遭遇难以调和的矛盾。

一方面,尼赫鲁当局为化解印度各民族、种姓、宗教的矛盾,尝试将权力分散到当地大地主、宗教首脑为代表的各个群体中去。另一面,印方却也极度强调中央权威,用相对僵硬的政令和机制限制地方权力。这使得印度固然能在尼赫鲁生前借国大党领导集团和英属印度遗留的文官系统处理政事,进而保持极高的中央集权和政策执行力。

但随着尼赫鲁逝世,他留下的国大党集团又流于表面,这使得国大党和甘地家族在第二代领导人甘地夫人(Indira Gandhi)和第三代领导人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之后就家道中落。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时,国大党政府更让印度呈现了中央碎片化,省、邦割据化以及地方封建化的特征。

这种政府管制不力,地方土豪割据的局面,给了印共毛派游击队等“革命”团体以充分活动的空间。当印共游击队的“红色走廊”几乎将印度东部沿海地区连成一片时,莫迪政府的出现,也让此前一片散沙的印度格局出现了突然的变化。

印度教地方政党“湿婆神军党”人员向当地警察分发甜点“椰子球”(ladoo),以示感恩。该党也是莫迪麾下人民党的友党。(视觉中国)

莫迪的胜利不是偶然

莫迪及印度人民党在2014年和2019年大选中两次的压倒性胜利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它证明了新德里各界已经彻底抛弃了沦为松散的政治联盟,缺乏意识形态感召力和组织能力的政治豪门国大党。进而开始拥抱并接受人民党的一套话语系统。

必须承认,不同于自建国69年来一直在“社会主义”、“世俗主义”等口号间游移不定的国大党政府,印度人民党始终坚持其印度教特征,“古代印度的伟大复兴”等意识形态宗旨。对宗教认同的强调使得印度人民党及其基层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得以借对信仰的虔诚与苦修建立一支忠诚且狂热的准军事化党员、干部群体。

对外界来说,RSS与人民党之间的人员输送机制可能是最为突出的一环。任意一名印度青年男女在宣誓加入RSS,并通过四级准军事、政治、宗教培训并被受邀前往总部参与为期25天的“结业训练”后,就可以得到“组织成员”(karyakarta)的委任,进而踏上从政的第一步。

尽管95%的RSS“组织成员”最终会选择成为“居士”(grahastha),仅维持“组织生活”。但人民党和RSS终究能依靠遴选出的5%人员确保基层干部的流动,以及青年官员的擢升。这种看似跳出“跳出种姓、民族、阶层”却死死限定在印度教徒内的选拔机制,也确保了只有“久经考验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才能成为甘心为人民党赴汤蹈火的官员。

此外,印度人民党还以印度教认同为基础,团结并建立了一大批外围组织。除去RSS,以及该党在孟买等地的强硬友党“湿婆神军”(Siva Sena)之外,人民党还建立了印度工人联合会(BMS)、印度农民联合会(BKS)、妇女志愿团(RSS)、全印学生总会(ABVP,又称“印度学生议会”)等组织。这使得莫迪当局得到了其他政党难以匹敌的社会覆盖面和动员能力。

对分析人士来说,莫迪当局控制力的强大不需要在大选来证明,他对印共毛派游击队的局部胜利已经足以说明问题。新德里采取了以正规武装力量为主,利用人民党基层、外围组织加大宣传的手段。在新德里逐渐聚合地方势力,推动中央集权,打破了地方之间的山头之际,莫迪当局从2014年之后的“剿匪”行动就显出了远胜于国大党当局时的“成效”。

当然,莫迪寻求改革政治制度,大力推动中央集权,建立强政府的行为也已经变成了一种艰难的重洗牌过程。稍有不慎,阶级间的利益冲突就会引发国内局势的剧烈动荡。但就当下的局面来说,莫迪当局已经在对克什米尔的压制过程中取得了远胜以往的威望,比起未来尚未出现的危机,当下的局面就足以让新德里欢欣雀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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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茅岳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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