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全球进发 中国外交需要“仁智大国”的自我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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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中国被第三世界的朋友抬进联合国,这对此后中国国际地位、外交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Getty)

建国70周年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止于一个安排大规模阅兵的整数年份,其更大的意义在于这一时间节点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生了历史性的交汇。面对中美贸易战、多边主义退潮、保护主义与民粹主义卷土重来等等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国外交也到了需要总结经验教训、前瞻未来趋势的时候。特别是10月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再次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主题,中国外交又将如何向现代化的目标演化?多维新闻记者专程采访了多名中国学者,从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国际合作等多个角度对“中国外交70年”的相关话题展开对话。本篇为第一篇,访谈对象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

【系列访谈】

多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中国的政策、经济、文化、教育、科学等不同领域应该如何总结经验、蓄力再出发是舆论界试图探讨的内容。从外交的角度来说,你认为中国外交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不同阶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王逸舟:从我研究外交几十年的视角来看,中国在70年间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把中国外交70周年的发展分为三个背景完全不同的阶段,各自的使命和特点也不尽相同。第一个阶段是建国的前30年,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将近40年,从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中国外交逐渐步入第三阶段。

这三个阶段,已经给当今世界和中华民族的复兴留下深刻的历史烙印,并将在未来继续发挥重大影响。

第一个阶段,是革命中国,或者可以称之为红色中国。这个阶段中国的显著特点是“站起来”。1840年以后长达百年的时间里,中国长期遭受压迫,作为半殖民地,被世界列强国家任意摆布。在长期的屈辱中,中国人开始抗争、开始革命,开始把延安精神传播到世界其他同样遭受压迫的地方,尤其是亚非拉国家和地区。

所以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阶段性特点,顺应了二战以后全球范围内,尤其是亚非拉地区的政治独立浪潮。西方传统政治统治在二战中遭受了重创,德国、日本这些西方体制自身酝酿出的“毁灭性力量”对西方自身也产生了巨大冲击。在这个阶段,西方国家对亚非拉地区的压迫体系已经摇摇欲坠,亚非拉各民族纷纷寻求独立,革命浪潮摧枯拉朽般颠覆了殖民体系,打破了传统的帝国统治。

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制度、国际组织建立,这些现象的影响远超出此后任何单纯的历史节点。人类彻底终结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开始进入追求更加和平、文明、正义、公正的时代。

今时今日回顾这段时期,很多人并不能理解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外交政策,特别是不理解毛泽东的外交政策到了后期为什么变得十分狂热。但事实上,这有其历史必然性。联系时代大背景来看,二战以后西方传统殖民体系的崩塌,亚非拉地区民族独立的百年进程其实都包含了毛泽东的路线和方针,即斗争、革命、不断造反。

自毛泽东以后,中国的大街上再也没有租界、军阀混战以及各种外国势力通过控制军阀、设置买办进行缠斗的局面,中国大陆真正变成一个统一的、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是近代以来无数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局面。另外,中国也帮助了大多数亚非拉国家获得新生,这些国家彼时同样遭受压迫,深陷贫穷的泥淖,而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革命者,带领中国走向革命的历程,深深激励了这些国家的民众。无论是中国的直接援助还是间接精神激励,都让这些地区的民众记忆犹新,这也是毛泽东的最大历史贡献。

多维:这一阶段中国外交的突出表现是向亚非拉地区输出革命,这的确是存在于当时特殊世界历史语境之下,但这一外交上的做法显然也导致了一些问题。

王逸舟:重建一个体系往往要难于打破一个体系。中国站起来了,中国的“穷兄弟们”也站起来了,而在这股二战以后出现的革命浪潮和独立浪潮之外,还有悄然兴起的红色革命浪潮以及消费热潮。西方国家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不动声色地重建经济。德国、日本包括西欧战后都开始了迅速的复苏,新的生活和消费方式迅速普及到了普罗大众。生产力和科学发展之快,以及消费品种的更新到达新高度。

然而,经济发展这一重要方面,则被中国当时的革命者所忽略。彼时为了不断推动亚非拉的解放运动,中国把大量的资源用以援助朝鲜、越南、古巴、阿尔及利亚等社会主义国际以及很多非洲国家。总的来说,不计代价、不算经济账的姿态,放缓了对经济民生的关注,国内很多经济建设项目都处于停滞状态。

这就导致中国经济整体缺乏活力,创造经济发展的各个主体也围绕革命机器运转,因此,经济细胞的活力得不到释放,人民的民生需求得不到很好的满足。尤其到了文革期间,这种思想变得极左,“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抓经济工作会被认作修正主义而遭受排挤。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地位被边缘化,根据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的调研,当初中国的人均收入甚至不到非洲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位于联合国一百多个国家的末尾。回顾这段红色中国的历史要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的看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腾飞,深圳更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VCG)

多维:实现民族独立之后,中国在适应新角色的过程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成了中国在下一阶段的发展中做出针对性发展的源头。

王逸舟:是的,下一阶段是1978年邓小平指导改革开放之后的全新阶段,中国成为经贸大国,可以称为“富起来”的时代,中国经济红利开始释放,中国人民开启了消费热潮,企业家们引领了创业热潮,各个经济单位都在综合发挥想象力、自主性的释放活力。

这个阶段有别于第一时期高速运转的革命机器,从第二期开始,中国逐渐转向商品经济,放弃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社会上每个细胞的活力开始释放,农民可以有自留地,工人能有绩效工资,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特区等等,经济朝气盈满中国的大地。如果从高处俯视,第一期的中国像是一个强大的革命机器,在不断前行,而第二期的中国像一个巨大的工地,到处在建设、到处在开发。

所以,第二阶段的中国创造了全球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增长,中国占全球GDP的比例从不到1.3%攀升为16%,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外汇储备有3万多亿美元,中国的消费市场逐渐成为对全球消费贡献最大的队伍。中国从一个红色大国变成一个经济大国,从一个革命、战斗的民族变成一个以发展建设为主的民族。

多维:显然,这一转变背后代表着执政党将发展经济民生置于阶级斗争之上的执政思路,这一思路下的外交工作又有哪些调整?

王逸舟:这个转变与时代的大方针有关,正如邓小平所强调那样,应该看到二战之后发生的深刻变化,战争革命的风云已经过去,大多数国家的独立解放任务基本完成。因此,这个时代的世界主题就是和平与发展,也就是后来的经济全球化、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科技进步非常强劲。中国虽然起步晚,但迅速崛起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成为一个非常热衷于招商引资、建设发展的民族。

以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新路线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正式告别传统的革命路线,拥抱新的发展方针。所以,外交上也做出了重大调整,1979年中美建交,中国与发达世界的关系迅速转暖,与欧美日的合作大幅增加。纵观中国外交史,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逐渐有了告别革命拥抱发展的外交气质,与原先的极左势力逐渐脱钩。

当时整个中国的国家方针都做出了调整,军队不再派出教官、不再培养游击队骨干,甚至军费也大幅减少。这就是很明显的趋势,党的路线、建设干部培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切要服从于人民的温饱问题。

江泽民对此有很好的概括,关于现在的共产党是什么党?就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三个代表”概括了邓小平的路线,也概括了新时期共产党的重大使命。

多维: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的使命是革命,是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当这一任务完成之后,角色自然应该发生转变,只不过在角色转变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但终究是发生了转型。

王逸舟:从马克思开始,共产党一直代表革命的力量,加入共产党意味着要加入先锋队,敢于牺牲上战场。但从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蜕变成最会搞建设的党,变成长期执政的党。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党的性质和任务都发生了变化。

毛泽东的路线和邓小平的路线,反映出两个时代的特点,前者是革命,打破旧枷锁,是为破。后者强调建设,是为立。邓小平时代中国变成全球的建设者,成为全球金融、消费的潮头。

9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的三大粮仓之一,并且参加全球维和行动、救灾行动,给世界提供越来越多粮食、毛毯和医药等等物资。从第三方的视角来看,中国俨然从当初一个在战场与美国打仗、在世界各地帮助游击队的国家,变成了新世纪以来联合国最大的捐助者之一。

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包括派出维和部队等行动在内,都表现出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越来越热衷于成为人类美好家园的积极建设者、谋划者,这可以看作是邓小平时代最重要的历史遗产。

当然,这个时代也有很多问题。在外交舞台上,中国与亚非拉的关系开始有所疏远,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联系逐渐减弱。中国外交在国际舞台鲜少发声,因为奉行韬光养晦的政策,中国不再主动提案,在表决中投弃权票的比例增多。

彼时的中国,可以用闷声发大财来描述这一时期的特点。所以,在其他国家看来,中国这个时期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在全球舞台上也没有明确目标和特色。换言之,此时的中国像是一只勤劳的工蜂,24小时不停转地发展经济。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显然中国在不少领域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问题。中国经济虽然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发展,但其他领域却发展迟缓甚至遭到破坏,生态环境便是一例:雾霾严重、水土流失、沙漠化、水污染、食品安全问题等等都随之而来。

这个时期与毛时代显然不同,毛泽东时代虽然经济不发达,但很平均。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贫富差距渐渐出现。不夸张地说,北上广深等中国一线城市与世界最发达的城市不相上下,而中国最落后的地方或许仅仅能勉强解决温饱问题。这时期的贫富差距、地区分化也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此外,政治的现代化也没有跟上,所以才有了腐败问题,只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一白遮百丑”,这里的“白”就是经济,经济强劲背后,社会道德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

但是瑕不掩瑜,这个时期是中国富起来的时期,是中国经济红利释放的时期,是中国从全球革命发动机变成经济发动机的时期。

2019年3月29日,博鳌亚洲论坛在海南琼海举行。(VCG)

多维: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中国官方对于“新时代”目标的表述是“强起来”,你所提出的中国未来发展要转向“仁”的社会、“智”的外交是否也是基于这一点?

王逸舟:没错,我提出“仁智大国”便是立足于第三阶段的中国,即从现在起到2049年——建国100周年时——思考中国将往何处去,包括在这个时代,中国将创造什么样的历史,给民族留下什么样的遗产。我认为无论面临机遇还是挑战,这一时期都将有别于前两个时期。

第三阶段的中国呈现出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大规模向全球各个领域、各个角落进发。与第一期中国打破枷锁不同,第三期中国更强调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维护者和建设者;与第二期中国战略收缩不同,第三期中国更多地是走出去,向全球进发。

“一带一路”倡议只是一个开始,中国不仅仅在经济上要建设一带一路,在文化上也通过在世界上建立孔子学院进行合作,在军事上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在学术上也在朝着更深、更广的范围与世界对接。这些是第三期中国的明显外部特征,而其中实质是什么?在我看来,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机遇。

中华民族祖祖辈辈很多都在本土、本乡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勤劳作,但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到世界各地创、搞基建;越来越多游客去往世界各地品赏异国美食、美景;中国科研团队的足迹遍布极地、外太空和海洋。中国现在更活跃地走向世界甚至走向太空,所以,第三期的中国在于外部拓展,向全球进发,利用世界的人、财、物等各种资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用一个浅显的比喻,上一代中国人兜里的一块钱,可能有一两毛来自于外部,而当代人兜里的一块钱可能将近一半与全球贸易有关。或许再下一代中国人,他们未来打拼的地点大多将会在国土之外,在极地、在大洋甚至在太空。中国的军队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保护家园的“钢铁长城”,更会服务于国际和平,参与世界各地的反恐行动。

所以,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等方方面面中国都要有所准备,第三阶段的中国不再仅仅是作为一个“东方国家”而存在,而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乃至强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观念要有变化,能力也会相应变得更强。因此,中国国内的发展不应仅仅像农业社会那样,满足于填饱肚子,亦或是工业化初期生产大量钢材、水泥、玻璃板等相对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个阶段要求中国向更高质量、更高品位的目标进发。

所以,这一阶段中国外交的大势也要与国际环境相适应,如同国内的发展一样,进入新时期。

新时期所要实现的发展,概括来说就是,从解决低端需求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中等发达国家进发。中等发达意味着人民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更多的文化生活和更多的选择,在整个国家范围内构建充满想象力、创造性和高品味的社会。第二期中国的发展,难以兼顾环境和生态,但到了第三期,则要强调原创性、原生态、青山绿水、大国工匠精神、中国制造2025以及中国在世界科技领域的创新。

中国从低端制造大国迈向创意大国,推动全新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整个民族的素质和管理手法以及决策思维都会发生巨大变化。中国不应在外交上仅仅满足于勤劳工蜂的角色,须以跟国际技术、经贸、政治、社会的发达水平对照对接的尺度,衡量现有国内改革、发展与现代化建设诸方面的差距,加快外交改革和能力建设的步伐,以智慧大国、仁义大国、创造大国的形象立于世界舞台。除了要有钱、有力量,还要该慷慨则慷慨、该节省则节省,学会微笑,致力于解决全球危机,让自己和世界变得更文明、更环保,在很多领域拥有话语权,让世界心悦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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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萧予 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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