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的远望:印度终究避不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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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月4日的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上,万众瞩目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最终留下遗憾,在印度退出的情况下,由东盟、中、日、韩、澳、新这其余15国拟定明年2月签署协议。印度退出的原因,主要是担忧一旦签署有中国加入的RCEP自贸协议,则会令竞争力更强的中国商品大量涌入印度市场,打击印度企业。

这种情况也令人再次意识到“龙象相争”,中印之间有着现实而待解的分歧。但是,发展的问题在发展中解决,中印两国的分歧如今更多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与此前数十年战略疑虑的情况已经有本质变化。这是值得留意的。

举例而言,以此次RCEP为例,印度退出的原因主要在于国内反对浪潮,毕竟印度进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处于全球贸易链中低端,商品加工业、农业等领域竞争力皆远不如中国。不过这些皆是“政治原因”,不是“战略原因”。莫迪早就有想要加入的意愿,否则也不会从2012年便响应东盟的邀请,加入贸易谈判。待得国内反对浪潮舒缓、印度商品工业能力适当提升,印度加入RCEP只是时间问题。

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11月4日表示,“当我考虑RCEP协议时,我未能在关乎印度人民利益的问题上得到正面答复”。(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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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届东亚峰会11月4日在曼谷举行。东亚峰会为东盟十国与中、日、韩、印、澳、新西兰六国共同举行的峰会。俄罗斯和美国通常也会列席参加。峰会一般与东盟峰会同期同地点举行。(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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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国内对RCEP的反对之声颇大,主要担心外国市场大量涌入印度,致使本国企业无法竞争。图为2019年5月14日,印度联邦直辖市昌迪加尔发生反对RCEP示威,示威者遭到警方水枪驱赶。(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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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最初由东盟于2012年倡议,并随后获得中国和日本的大力支持。图为中国总理李克强(左)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1月4日在曼谷参加东盟峰会。(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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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边境这个最难解决的问题为例,两国已经逐渐寻找到“搁置分歧”的方法:将可能爆发的“争端”维持在“事端”层面,以撤军和对话等技术手段处理。当莫迪和习近平10月12日在金奈针对此问题表示“于确保地区安宁的基础上,探寻公平合理且相互接受的解决办法,并以此为基础强化两国两军互信”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边境问题已经不再似过去那样容易酝酿爆点。

两国之所以能有这般战略共识,与相互间释放的“善意”是相关的。

中印之间的小细节

中国方面,北京深知增进中印政治互信并非朝夕可求的速成之事,因此相较于领导人正式互访、增加防务外事经贸互动等带有明确而具体目标的寻常方式,北京在2018年洞朗危机的阴影下,向印度方面提出非正式会晤这种“不求交货”的邀约,可说是为想要解决问题,却缺乏契机的两国提供了颇为合适的平台。

与此同时,针对一些暂时难以达成共识的棘手问题,中国也极力做到澄清和安抚。以印度至今不愿背书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例,中国多次强调这是一个经济倡议,至于“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也再三强调这不涉及主权争议;此次非正式访问行程不仅未连访巴基斯坦,且将印度和尼泊尔放在一起访问,也是让印度看到中尼之间的合作同样会顾及印度的诉求与考虑。

印度方面,除了隆重筹备今年10月习近平的来访,欣然接受习近平对莫迪“2020再次访华,举行第三次中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的邀约,还包括一些间接的谅解:

如今中巴经济走廊已经颇见成效,缅甸和孟加拉皆对中缅孟印走廊表示支持,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港口也已经投入使用,习近平在访问尼泊尔前也于签署文章中还提到,“双方正在建设和升级包括公路、口岸、机场、电站等在内的基础设施,一个跨越喜马拉雅的联通网络初现雏形”——中国已经与印度周边国家形成互联互通的局面。对此,莫迪不反对习近平连访印度和尼泊尔,无疑也是在展示新德里对中国放下了不少戒心。

在习近平与莫迪这两位强势领导人的驱动下,两国有了发展稳固大国关系的基础。不过,这样的变化与其说是由中印领导人推动,倒不如说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两国皆改变了对对方的定位。

中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机制始于2018年莫迪的武汉之旅,续于2019年习近平金奈之行,并将于2020年再次在中国举行。图为习近平和莫迪二人2018年4月在武汉共同泛舟。(Reuters)

来自人民的莫迪

多年来,中国对外关系以中美关系和周边外交为重,但随着国际格局出现变化,新兴市场开始占据世界经济半壁江山,印度也正蓬勃发展,且还酝酿着大量蓄势待发的潜能。中印关系也就变得愈发重要。

意识到这种时势变革,习近平在执政初期就将印度定位为世界重要一极,认为印度是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很明显,中国已决定要搞掂中印关系。那么印度又是如何经历了这种转变?为何印度会以新的态度看待中国在地区及全球的影响力扩展?

这就需要看回莫迪本身。

与印度独立后历代出自精英家庭的总理不同,莫迪是一位从人民中走出来的总理。作为家中六个孩子的老三,莫迪从小便帮助父亲在火车站、公车站贩卖茶水,并于8岁便加入到民族主义团体“国民志愿服务者联盟”(RSS)当中,学习古典经文,接受初级教育。18岁的他用了两年时间游历北印度和东北各邦,对基层人民的生活有着深刻的了解。直到1971年印巴战争爆发,孟加拉国脱离巴基斯坦而独立,21岁的他才以RSS全职成员的身份,正式投身政治。

因此,当莫迪近几年一再将“古代印度的伟大复兴”放在嘴边,始终秉持印度教特征,并且矢志不移地坚守基层路线时,他所想的绝不仅仅是选举策略和竞选口号,而是打从心底要将印度重新壮大,致力于为全国8亿乡镇贫困人口脱贫,为一个个平民家庭提供可维系的生计:

首先,莫迪一上台就提出“印度制造”等计划,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将他曾经主政的“古吉拉特邦模式”发挥到极致,创下了“平均每天修建27公里高速”的记录,用基建带动经济发展,同时改善民生。

随着“印度制造”带来的基础设施改善,莫迪旋而推动让2.6亿户家庭通上电的“幸运计划”;让8,000万户农村家庭用上燃气的“光明计划”;覆盖3亿人口的“普惠金融计划”;覆盖印度40%人口的“国家健康保护计划”;旨在于2022年3月前为城乡贫民提供2,000万套经济适用房的“为所有人提供住房计划”,截至2019年已取得1,000万套乡村贫民住房和近400万套城市贫民住房的成绩;至于“清洁印度行动”,则一如电影《厕所英雄》里刻画的那样,大力主导在农村修建厕所,为贫民提供掏粪、清扫等配套职业培训及机遇,这也使得莫迪可以在2019年选举季节期间为掏粪工洗脚的作法,不仅不显得突兀,反而真挚感人。

因此,纵然莫迪没能兑现2014年承诺的“制造1,000万个就业机会”,但他终究已经抓住了印度的核心问题,这也确保莫迪毫无悬念地取得了连任任期:2019年6月,他率领的印度人民党赢下了国会543个议席中的303席——要知道,五年前他以282个席位取得胜利时,那还是印度近20多年来头一次有单一政党取得过半席位。

可以肯定的是,莫迪当局正在以其特殊的方式,完成印度建国69年来未竟的使命:改善民生。这是“古代印度的伟大复兴”最实在的含义。这与部分选举制国家在大选期间频频传出的“某国优先”、“让某国再伟大”等口号也是有本质不同的。

连任之后的莫迪在内政和外交上将会变得更为积极。(VCG)

但是,解决了连任压力,解决了国内政治问题的莫迪,却遭遇了更为棘手的问题,经济动能:2019年第二季度,印度GDP增速跌至5%,创6年新低;印度2019-2020财年第一季度的16项指标中,有12项同比表现十分疲软,低于预期。如何“把钱引进来,把人带起来,将货造出来,将货卖出去”,这将是莫迪在这一届任期,乃至未来任期内甚为紧要的挑战。

而无论是吸引投资、人才培训、技术引进、发展产业、开辟市场,这都有需莫迪望向海外。

印度没有其他选择

某种程度上,莫迪与习近平乃至普京、默克尔、安倍等领导人都是很相似的:相较于二战前后那批耀眼的、更多着眼于地缘政治、并且塑造了战后世界秩序的政治大师们,而今在任的这一批领导人是另一种政治家,他们都都深刻地明白,如今各经济体之间高度依存,世界不再是“一个个自我封闭的孤岛”,一国之经济结构的发展势必需要与国际趋势相契合,与他国对接发展战略对国内政局的稳定亦有着密切关联。正是在这个维度下,莫迪谨慎地为印度铺排着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外交布局。

与欧盟,铁路设备及技术现代是主基调,连带着的还包括诸如人工智能、网络规管等科技合作,不过印度对欧盟最大的需求还是购买军备;与美国,巩固贸易是其一,吸引投资是其二,印巴关系则是另一个重要话题;与俄罗斯,除了最核心的军事技术与核能技术以外,在国际事务上保持较高政治契合度亦是印俄外交的一大目标;与日本,除了铁路技术和制造业投资之外,印度也希望借鉴日本在防灾基建方面领衔全球的技术与经验。

2018年中国印度经贸合作简况
一、双边贸易
2018年,中印双边贸易额955.4亿美元,同比增长13.2%。其中中国对印出口767.1亿美元,同比增长12.7%;自印进口188.3亿美元,同比增长15.2%。
二、双向投资
中方统计,截至2017年底,中国累计在印直接投资47.47亿美元。截至2018年底,印累计对华实际投资额9亿美元。
三、工程承包
2018年,中国在印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28.9亿美元,同比增长12.2%;完成营业额23.2亿美元,同比下降6.1%。截至2018年底,中国在印累计签订承包工程合同额734.8亿美元,完成营业额506.2亿美元。

同样的,当莫迪以这种逻辑遍览世界,再望向中国时,便会意识到与中国的合作是必要的,尤其是经济领域。甚至可以说,若莫迪想吸引投资,想为印度劳动力提供培训和技术指导,想引进印度为完善自身工业化阶段所需的技术,想为了更好的产业发展而构建基建,乃至想为印度的工业及服务业商品寻找市场,中国可谓是这些条件全备的合作对象。尤其是在基础设施领域,不管是资本、技术、效率、还是意愿及行动力,都只有中国能帮得到印度。

更何况,撇开“中国如何能帮到印度”不谈,中国正加速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和欧盟主导的“欧亚联通”,欧亚版块已经形成非常特殊的版图。以中国推动的“中欧班列”为例,自2011年开行以来,开行数量已从2011年的17列扩大到2018年的6300列,而2019年前8个月也已经往返开行共5266列,其中去程运送25万标箱,重箱率达99%,回程运送21万标箱,重箱率达85%,去程和回程分别同比增长34%和75%,且依托于区块链技术加持,实现跨境物流全程监管,与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结合,逐步实现跨境结算、融资、关税等一揽子通关与金融便利。

整个欧亚大陆正在经历深度整合,这类基础设施,在带动两国贸易的同时,亦为沿线地区造就大量发展动能,其所能迸发出的潜力是不容印度错失的。倘若错过这轮整合,那么其机遇成本就更是印度所不能承受的。

因此,在一连串直接关乎印度利益的考量下,中印所谓“战略互信”的挑战,也就顺水推舟地有了可以改变的契机。

在10月11日和12日,莫迪带着习近平参观海岸神庙等众多古迹,在那两日里,二人单独共处了6个小时。(Reuters)

中俄关系可为中印关系借鉴?

当然,这个过程难免会有杂音。中印领导人共识的落实需要依靠印度精英的支持,但在当中很多人在过去几十年中已形成固化的势力范围观念、地区霸权心态、民主价值观和冷战思维,以及精于计较短期得失,不惜与双边关系大局挂钩的外交做派,无一不会对共识的落实造成阻碍。对许多印度精英来说,最优选的政策依旧是被动地在亲美、亲俄、亲欧、亲中之间寻找平衡,而非更为主动地参与缔造更符合印度的国际秩序。改变人的思维定势往往非常困难。

印度和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不及中俄的“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更比不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复杂中美关系。这种“比不上”背后隐藏的是中印历史遗留的主权争议和边境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战略疑虑,都让中印关系未能一帆风顺。

这必然会有一个过程。回想十数年前,中国与俄罗斯之前也曾走过类似的阶段,从中苏交恶到珍宝岛战斗,中国与这位雄踞于北方的邻居之间的猜忌,甚至曾远甚于今日之中印。可是,当时代车轮转动,当中俄各自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由中俄领导人牵头奠定的战略互信,正逐步生根发芽到地缘政治、能源、军事等多个领域。普京那句“俄罗斯的发展风帆要借助中国风”是一句朴实的表达。

中俄这十数年关系的转折,可否供未来十数年中印关系借鉴?或许,当中印领导人能像中俄领导人那般建立根深柢固的互信时,两国能创造出的协作成果也将随之井喷,而欧亚板块之整合亦能因印度的加入而一发不可收拾。

当然,此为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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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吳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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