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田飛龍:北京大和解思路非無條件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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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20 04:22:45

香港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日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建議特首運用《基本法》第48條的權力,特赦“占中”行動中的所有參與者,同時赦免“七警”和退休警司朱經緯,以“大和解”來修補過去社會的撕裂。雖然這一建議無疾而終,但對于社會處于不斷撕裂中的香港來說,“大和解”的思路值得進一步深思與探討。

針對這一問題,多維新聞專訪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中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在田飛龍看來,尽管此次胡志偉倡議因准備不足很快流產,但其提出的議題與思考方向是正確的,是需要特區政府、建制派以及泛民主派進一步凝聚共識和開展合作的。此外,中央的大和解思路,總體上側重經濟民生和對青年成長的支持方面,與胡志偉的思路有很大出入。


2017香港特首選舉點票現場,泛民派舉牌抗議。(圖源:多維記者/攝)

多維:你怎么看胡志偉提出的关于特赦“占中”行動中的所有參與者,同時赦免“七警”和退休警司朱經緯的 “建議”,以及由此帶出的“大和解”思路?

田飛龍:這一建議從動機和出发點上看是好的,是在回應候任特首的“和解論”,也是在為香港這几年的社會撕裂與政治對抗尋找解套辦法和出路。在特首競選過程中,實質上已有這种呼吁“特赦”的聲音出現,比如建制派呼吁特赦“七警”以彰顯鎮暴合法性及鼓勵警隊士氣,維護香港法治權威,但反對派則呼吁特赦占中分子及被追加起訴的港獨宣誓議員。此次胡志偉的倡議將兩派的特赦建議予以并聯整合處理,希望對兩派訴求都有所回應。

不過,這一倡議構思倉促,未能在本黨之內及跨黨派之間事前充分溝通及尋求共識,各派反應上都有些措手不及,無法完全接受或適應,但也大多認為是個好主意。也有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提出反對,認為破壞香港法治,這种立場有很強的社會代表性。

“大和解”是后占中時期香港社會逐步形成的一种理性共識,但如何破題一直較為棘手和敏感,尽管胡志偉的倡議因准備不足很快流產,但其提出的議題與思考方向是正確的,是需要特區政府、建制派以及泛民主派進一步凝聚共識和開展合作的。不過,此次事件也表明,無條件和無原則的“大和解”是行不通的,不能帶來香港法治鞏固和國家認同增進的正面效果,不能解決占中据以发生的深層次問題和矛盾,只是一种表面化的和解。 

多維:對于胡志偉的建議,在香港引起了南轅北轍的兩种討論聲音。支持者認為,這一“個人建議”有創意,也有助于修補撕裂;反對者則認定,這樣的做法會破壞先例,而且“占中”是政治行為,七警打人是刑事、傷人行為,不能混為一談。在你看來,這樣的“大和解”能在多大程度上修補香港当下的撕裂?如何化解反對者所擔憂的“用一個行政或政治手段來干擾司法決定”?

田飛龍:胡志偉的特赦論將占中違法性與七警鎮暴違法性混為一談,模糊是非,不能令人信服,也不利于社會形成教訓和共識,對香港社會撕裂的修補效果有限。

反對者擔心行政干預司法獨立是有道理的,因為目前占中案件正在審理之中,無條件特赦必然對法官施加不当政治影響,妨礙法官公正司法。

不過,特赦權屬于特首的法定特權,主要是在共同體秩序重建存在特别需要時加以運用,如其按照法定程序并在主流民意支持下加以合理運用,不僅不會破壞法治及司法,反而可以深化與鞏固法治的社會信任基礎和整體憲制的民意認受性。特赦與司法是政治和法律辯證互動的关系,我們立足法治但也不要拘泥于法治形式主義,要以維護和增進整體憲制的高度來看待二者間关系。

多維:建議之外,最主要的還是能否落實。林鄭月娥此前已經公開表示,“上任后不會這樣做”。給出的理由是,“社會對于我們秉持法治是有期望。不論是因為什么原因,但如果違反了法律,亦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庭已經判了,当然如果對裁決不同意或對懲罰性決定不同意可以上訴,但我不認為應該用一個行政或政治手段來干擾司法決定。”這是否意味著,這一“大和解”思路只能停留在口頭?

田飛龍:我覺得不能這樣簡單理解。林鄭月娥的表態主要是表達一個基本的法治立場,而并非對特赦權的絕對排斥,因為特赦權不僅僅是特首的一項法定特權,還是特首綜合治港的一個重要的憲制性責任。尊重法治與司法是特首的職責,合法運用特赦權以增進法治權威及社會信任团結也是其內在職責。


林鄭月娥贏得特首選舉后與習近平會面,座次與梁振英一樣。(新華社

候任特首只是反對特赦權的輕率使用或濫用,反對以破壞法治和司法的方式行使。如對“七警”及情節相對輕微的占中參與者,則可以考慮運用特赦權力加以寬宥,以兌現其政治和解及修補社會撕裂的政綱主張和施政取向。

当然,特赦是有底线和原則的,無條件特赦只能進一步加劇社會撕裂和誘導不良的社會運動傾向,松動香港法治根基。特赦是手段,鞏固法治及增加信任团結才是目的,為此不宜特赦“占中三子”這樣的主要參與者,對占中違法性的根源及危害需要充分凝聚共識并加以治理。

多維:我們知道,中央對于解決香港問題,始終是兩條腿走路,也即大和解和大鎮反。中央內部也一直有兩种思路甚至路线的競爭。在你看來,中央是否會考慮以此為契機,推動“大和解”和“大統戰”?邁出這一步之后,后續還需要做些什么?

田飛龍:中央治港需要權威性,也需要和解政治,所謂恩威并施,這是內部存在大和解與大鎮反兩种思路的根本原因。在對待占中及港獨問題上,中央總體上堅持大鎮反思路,堅持壓制以及通過依法治港恢复穩定秩序,故在特赦占中參與者問題上必然趨于謹慎,不會贊成無條件和無原則的特赦,否則中央治理權威和基本法秩序就很難得到實質性維護。中央的大和解思路總體上側重經濟民生和對青年成長的支持方面,與胡志偉的思路有很大出入。当然,胡志偉同時提出特赦“七警”,這應該是與建制派及中央的和解思路有一定重疊的。

胡志偉的無條件特赦論目前已在各方反對下收場,但其提出的思考方向值得進一步挖掘,具體方案也可以再討論。這也確實是一個良性的契機,中央和特區政府應從中看到泛民主派內部的和解之光,鼓勵其繼續審慎思考和尋求與建制派及中央的善意溝通。占中特赦不是簡單的香港自治事務,而是涉及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秩序整體的重大事務,缺乏中央理解和接受的任何特赦都不可能是所謂的“大和解”。

目前來看,特赦性和解這一步還不易邁出,因雙方的特赦立場還有一定差距,跨黨派溝通機制也還不夠完善,泛民主派內部更缺乏實質性共識。候任特首應注意捕捉和凝聚香港社會在這一議題上的未來進展,作為其“和解政治”的重要突破點,但必须堅持法治底线和有原則的立場。

如能邁出這一步,未來的重啟政改、23條立法、央港經濟融合及區域一體化均可逐步達成和解與共識,香港可能進入一個关鍵性的“轉型发展期”,央港政治信任及兩制互動融合將實質性開啟一個“一國兩制的2.0時代”。新特首承前啟后,責任重大,其駕馭复雜形勢的實際能力將經受考驗。

多維:作為媒體,我們一直在倡議通過大討論來发現香港問題的本質,進而解決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和問題。可中央與泛民的互不信任,香港政治結構新一元——港獨的崛起,不僅讓這种大討論機會渺茫,同時也加劇了中央治港的難度。在你看來,為了促成這樣的大討論、大和解,中央、建制、泛民、香港普羅大眾,各方應該做哪些努力?

田飛龍:胡志偉倡議無果而終,表明香港社會雖有和解心意,但缺乏和解的溝通機制和基礎共識,這正是香港政治社會重建的現狀與起點。民主黨能夠邁出這一步,不管其具體和解方案及結果如何,都是值得贊許的。

長期來看,香港政治的“大和解”是主流和方向,而中央亦樂見其成,因為歸根結底“大鎮反”只是手段,只是促成更優“和解”的前提與條件,而不是一國兩制的初衷與目標。一國兩制的初衷主要是兩個方面:其一,國家的主權、安全與发展利益,這是“本體”;其二,香港的繁榮穩定與高度自治,這是特别的制度方法論和輔助性憲制安排,具有“功用”的意涵。因此,長期的政治對抗絕非中央所願,也非香港之福,與一國兩制的“本體”及“功用”都存在矛盾冲突。也因此,中央和香港各界應充分凝聚一國兩制的初衷認知與共識,根据自身角色做出合理努力。


以斗爭思維處理香港問題的梁振英,成為輿論追討的對象。(Reuters/VCG

特區政府及香港各派别乃至于中央需要繼續思考的是:

第一,附條件和有原則的“特赦”應当如何思考、設計及實現跨黨派和事前溝通以及與中央進行溝通,達成一個各方可接受的穩妥方案,然后共同努力推進,尋求突破,這需要確定某些底线,比如“占中三子”不能特赦或者只能做適当減刑處理以彰顯法治價值,“七警”之鎮暴違法有其執法裁量余地和維護法治公心,其特赦或減刑應較占中分子更為顯著,等等;

第二,特赦之外的和解措施如何思考和設計,泛民主派是否可以考慮签署一個“反港獨,促民主”宣言書,與港獨分離主義做明確切割,釋放轉向“忠誠反對派”的清晰信號;

第三,立法會內部建立“跨黨派飯盒會”,推進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的議會內合作,遏制惡意拉布和本土派議員的極端行為,理順行政立法关系,共同保障經濟民生類重建法案及相关撥款順利過关;  

第四,泛民主派對香港與內地的融合性措施(比如一地兩檢、粵港澳大灣區等)以及推進國民教育的新計划持積極理解與合作的立場,拉近與特區政府及中央的心理距離,轉換過時及意識形態化的历史觀和政治觀,更加積極正面地理解國家的新发展和進步性,引導香港社會重樹信心,抓住新一輪发展機遇,在重新理解國家和參與國家发展的實際行為中實現包括國家認同在內的、真正的“大和解”;

第五,中央在依法治港和依法支持香港落實普選方面持積極開放立場,根据香港政治和解與社會撕裂修補的實際成效靈活回應香港社會之政制发展、經濟轉型與社會重建的實質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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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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