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強世功:習近平的治港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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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03 01:23:51

49個小時、20場活動、視察地遍及港島、九龍、新界,習近平以國家主席身份第一次對香港的“旋風式”走訪,不僅給直接點出了香港当下存在的結構性矛盾與問題,而且也給新一屆特區管制团隊開出了任務清單。

七一之后,多維新聞記者專訪了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法學院教授強世功。在強世功看來,透過習近平在港几次講話,不難看出北京已然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治港新理念,未來目標規划就是要“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強世功曾于2004年至2008年在香港中聯辦研究部工作,并著有《中國香港:政治與文化的視野》一書。

從“不干預”到“行穩致遠”

多維:今年是香港回歸20周年,習近平以中國國家主席身份首次視察香港,并发表了一系列講話。相較于以往,習近平這次視察香港期間的講話,底线意識和問題意識很強。在你看來,這些講話對于總結過去20年、規划香港未來釋放了怎樣的信號?

強世功:從擔任國家副主任主管港澳事務以來,特别是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就中央治理港澳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這次視察香港的講話在這些新理念的基礎上,又有新的綜合、提升和发展。

首先,習近平明確提出中央治港的未來目標規划就是要“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行穩就是確保“一國兩制”在實踐中不走樣,不變形,致遠就是堅持“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如果說“行穩”是历史經驗的總結,那么“致遠”就是對長遠目標的謀划。

需要注意的是,中央治港的戰略目標在不斷調整之中。比如在十八大之前,中央治港的戰略目標就是“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在這种目標的指引下,中央治港方略的總體思路重在強調“不干預”,采取一种無為而治的策略,甚至強調“不管就是管好”。2003年之后,中央雖然提出“有所作為”的治港策略,但這些“作為”主要是被動回應香港反對派提出的政制发展議題,缺乏治港的主動性,總體上沒有突破“不干預”的框架。


習近平對于香港的“旋風式”視察,引发各界密集关注(圖源:Reuters)

十八大之后,中央調整了治港的戰略目標,首先提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目標,然后才是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在這种戰略目標的指導下,中央治港著眼于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在許多領域趨于積極主動,取得一些突破性進展。比如人大8·31決定確立了行政長官普選方案;关于效忠問題的人大釋法有效打擊遏制“港獨”勢力等等。但這些努力依然是面對緊急情況的應對方案,缺乏總體的戰略設計。

這次習近平明確提出“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這個目標,實際上是提出了中央治港的總體戰略目標。從十六屆四中全會中央將港澳問題納入“治國理政嶄新課題”開始,中央就在摸索和總結治理港澳的經驗。特别是中央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明確提出致力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趨于成熟定型這個國家发展的總體戰略目標。而這次習近平又特别點出將香港納入到“國家治理體系”。這就意味著中央治港會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角度來考慮“一國兩制”下的國家治理問題,也就隱含著要推動“一國兩制”的制度架構和運行機制逐漸趨于成熟定型。

因此,如果說香港回歸前20年是中央治港思路的探索期、經驗積累期,那么相信今后中央治港會進入一個新的历史時期,即從“行穩致遠”這個總體戰略出发,積極開展頂層設計,把“一國兩制”納入到國家治理體系中,主動塑造香港的未來。因此,相信中央不會再像過去20年那樣,每每都在被動回應香港社會提出的問題,而是變被動為主動,會主動出牌,下好先手棋。

國安立法勢在必行

多維:香港這些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各類冲突,以及“港獨”作為一种思潮的冒起。但實際上,這些都是必然會經历的過程而不是最終的結果。這些現象是世界范圍內反建制浪潮的構成而不僅僅是香港的特例。正如習近平所說,“一國兩制”包含了中華文化中的和合理念,體現的一個重要精神就是求大同、存大異。你怎么看回歸20年后的香港,以及当下所面對的所謂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

強世功:你說得非常對。“差異”不等于“冲突”。“一國兩制”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兩制”之間存在差異是一回事情,但二者變成水火不容的冲突是另一回事情。“一國兩制”的初衷是為了追求差異互補的正面效果。然而從1990年代開始,“兩制”之間的差異變成了冲突。這一方面是由于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成為唯一的超級霸權,香港也成為西方世界顛覆中國的重要戰場。另一方面,由于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內地一度受苏聯戈爾巴喬夫所謂“新思維”的影響導致基本法在起草過程未能考慮國家安全問題。

由于香港缺乏國家安全立法,導致香港反中央、反國家的言論和行為無成本、無底线。香港回歸的20年也是香港政治勢力不斷觸碰國家安全底线的20年,從反國安立法到反國教運動,從“雨傘革命”到“港獨”勢力堂而皇之進入國家體制。如果中央不是通過人大釋法打擊港獨勢力,如果特區政府不對港獨勢力采取司法高壓,你可以想象一下今天香港的局面是什么樣子。我在很早的采訪中就提醒要警惕“香港問題台灣化”,就是擔心“一國兩制”的千里之堤潰于“港獨”這個蟻穴。


发生在旺角的騷亂,至今仍是北京的一大心病(圖源:多維記者/攝)

習近平在講話中首次為香港明確划定了必须堅守“一國”的四條政治底线:絕不容許任何危機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然而,如何把堅持“一國”原則的四條政治底线法律化,從而變成真正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剛性底线,那就必须考慮如何在香港實現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的立法和執法。我相信,每個守法的香港人都會支持這件事情,每個理性的政治力量都不能回避這個政治現實。這個問題不解決,香港的普選問題恐怕也恐怕無法妥善解決。“一國兩制”必然像過去二十年那樣在風浪中前行,無法真正行穩致遠。 

憲法基本法教育與國家憲法認同

多維:我們知道,鄧時代遺留的历史使命之一,便是在新的國際國內格局中重新審視香港在國家戰略格局中的重要意義。其實至少在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這兩個比較大國家戰略中,香港似乎并沒有找准自身在整個國家戰略中的角色與地位。在其他國家紛紛主動要求搭中國便車之際,香港卻選擇了主動跳車。導致這樣的局面的根源是什么?中央又該怎么辦?

強世功:導致這樣局面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是香港回歸之后,一方面引入了民主體制,行政主導無法確立起來,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間制約而沒有必要的配合,另一方面中央任命的行政長官乃至政治任命官員與其他公職人員無法有效整合。

從董建華到梁振英,历屆行政長官都積極響應中央的號召,都提出要放棄傳統的不干預政策,但缺乏相應效果。這很大程度上是行政長官和政治任命官員具有比較強的國家意識,能夠理解國家戰略對香港发展的意義,但是對于缺乏與中央和內地打交道經驗的其他政府公職人員,對特區政府運作的理解基本上停留在港英時代,缺乏應該具備的國家意識、國家觀念,缺乏從國家整體发展的角度來看香港,而是就香港看香港。

香港公職人員是國家公職人員的一部分,中央授權他們在香港行使許多重大的國家管治權,其中貨幣发行權、司法終審權等權力在性質都屬于主權性權力,因此他們是中央治港团隊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意味著香港公職人員必须系統學習憲法和基本法,理解基本法在國家法律體系中的定位,理解香港在國家治理體制中的定位,從而樹立國家觀念和國家意識,強化國家認同和憲法基本法認同。如果他們不系統學習國家憲法,沒有國家觀念和憲法觀念,那么在他們的心目中的“一國”就會變成一個空洞概念,“兩制”中的“社會主義”也是一個空洞的概念,只有香港資本主義才是實實在在。

比如,香港回歸之后,人大釋法經常遭到香港司法系統的質疑和反對。終審法院在吳嘉玲案中公開挑戰人大權威,在莊丰源案中故意規避人大釋法的使用效力,而在最近爭議很大的“七警案”中,法官在判決理由中公開強調事件在西方媒體上引起強烈关注而影響到香港的國際聲譽,首先就是根据西方的輿論來判決,根本不考慮中央對非法“占中”的態度和立場。

因此,習近平在講話中特别提出要對香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開展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就是針對香港現實,首先確立公職人員的憲法認同和國家認同。


對新任特首林鄭月娥來說,可謂機遇與挑戰并存(圖源:Reuters)

多維:自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后,內地會頻繁使用一個詞,那便是現代化。其實具體到香港問題,是很好的檢驗現代化的試驗田。換言之,能否將香港這樣一個現代化的特區治理好,檢驗著中共是否真的步入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但不得不說,現在的治港體系并不現代化,中聯辦、港澳辦等治港機構的設計存在結構性問題。至于治理能力,是人的層面,要么不理解“一國兩制”本身,要么官僚氣十足,不夠現代化。您怎么評價治港層面的現代化,以及在體系和人的層面面臨的難題?

強世功:你提的這個問題非常重要。要將香港納入國家治理體現,實現中央治港的現代化,首先就要全面改革中央目前的治港體制和干部人事制度。

要知道目前中央治港體制是在港英政府時期中央未能擁有香港管治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舊體制。在中央對香港沒有管治權的历史背景下,中央對港形成三個工作機構:一是外交系統;二是新華社系統;三是港澳辦系統。這三個系統相互獨立,最終要由最高決策層來協調。香港回歸之后,中央擁有對香港的管治權,理應当全面改革治港體制,承擔起治理香港的重任。

然后,由于中央采取了和平過渡辦法解決香港問題,再加之采取“不管”的策略,以至于未能及時改革舊體制,導致中央無法有效承擔起管治香港的重任。2003年之后,面對香港管治危機,中央成立了港澳協調小組,但這是一個臨時協調機構,而不是一個領導和工作機構,這意味著中央未能確立與其治理港澳的責任相匹配的新體制。

要建立中央治理港澳的新體制,必须按照集權高效的原則,打破目前多頭多重協調的格局,明確中央治港的責任主體,將港澳辦、中聯辦、外交部特派員公署等中央治港機構加以合并重組,形成前方、后方統一管理新體制。同時,要像外交系統那樣建立高度專業化的中央治理港澳的專業团隊,尤其要改變目前的干部借調和輪換制度。

香港人要重拾“三個相信”

多維:中央治港無疑要重建治港团隊,無論是香港公職人員的憲法基本法教育,還是中央治港體制的改革,都未能觸及到現實的香港政治問題,即泛民主派與中央持不同的政治立場。中央提出要開展“大統戰”,而“大統戰”的目的,為的是實現“大和解”。在你看來,要想實現大統戰、大和解,在20年這樣的時間節點,各方應該做出哪些努力?

強世功:“統戰”是一個政治的概念,是根据政治目標和政治原則來判斷誰是政治敵人,誰是政治朋友。這次習近平在提出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戰略目標時,也自然提出了中央治港的政治標准。能不能認同“一國”這個“根”,能不能堅守“一國”這個“本”,能不能維護“一國”四條政治底线,能不能認同國家憲法和基本法,就是在香港區分敵我的政治標准。習近平明確提出,“從中央來說,只要愛國愛港,誠心誠意擁護‘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特别行政區基本法,不論持什么政見或主張,我們都願意與之溝通。”這可以看作是對香港提出的“大和解”思路最積極的回應。

如果香港泛民主派中的朋友們對“大和解”的思路感興趣。我覺得尤其要認真對待習近平在講話提到的“三個相信”: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國家。提及“相信”問題,需要追溯至1984年鄧小平接見钟士元等人的講話。大家都知道,当時香港老一代精英階層都不相信中央或者香港有能力管理香港,都希望把英國人留下來管理香港,這個階層實際上是英國人提出的“主權換治權”思路的積極支持者。正是在這次講話中,鄧小平回顧近代以來西方殖民中國、瞧不起中國的历史,他特别強調在香港的中國人一定要有自信心,相信我們有能力管好香港。

而那個時候,香港年輕一代精英對國家和民族持有強烈的信念和信心,在“民主回歸”的大旗下公開擁護和贊成中央提出的“一國兩制”方針。然而,由于1989年的特殊历史背景,香港的“民主回歸派”分裂了,許多人對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喪失了信心,完全擁抱西方的立場,相信西方灌輸的“历史終結”神話,試圖以香港作為基地致力于對顛覆中央政府,對內地開展和平演變。

因此,泛民主派既然有勇氣提出“大和解”,就應当有勇氣面對這段历史,重拾中華民族偉大复興的自信心,有勇氣與形形色色“反中”、“反華”和“反共”的舊勢力在政治上決裂。在這方面司徒華先生就是最令人尊敬的榜樣。

三十多年過去了,中國經历從貧窮到崛起的跨越式发展。實踐證明中國人不僅有能力治理好香港,不僅有能力治理好國家,而且有能力積極參與到全球治理中。習近平在香港再次提出“相信”問題,就是因為香港長期的殖民地傳統,導致許多人面對問題迷信西方,習慣于到西方找答案,尋找解決解決香港問題的靈丹妙藥,以為普選就可以解決香港的問題,對國家和香港缺乏自信心,缺乏探索新的历史道路的勇氣。“大和解”應当建立在對香港、對國家、對中華文明傳統和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基礎上,共同探索為全人類提供解決現代性難題的“中國方案”。

撰寫: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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