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觀察:從太陽花學運 到打砸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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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0 00:49:33

香港主權回歸中國22周年這天,對于香港人而言,則可能沒有多少慶祝的喜悦。除了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游行活動吸引了數十万人參與外,香港立法會在這天也被一些激進的示威者包圍,這些人冲撞大樓玻璃外牆,最后闖入大樓內部,大肆破壞打砸。

在香港主權回歸中國22周年這天,一些年輕的示威者暴力地打砸了香港立法會大樓(圖源:Reuters)

這很快讓人聯想起了2014年发生在台灣的那場太陽花學運。這兩場分别发生在台灣、香港的抗爭,尽管訴求與手法各異,但皆由反對某項條例觸发,并在運動期間出現了占領議事廳的場面。

若從這兩場社會運動的发展形態來看,不管是台灣的太陽花學運,還是香港的反修例運動,它們都不屬于典型意義上的公民抗命類型,甚至在一些表象上,都超出了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所描述的公民抗命范疇。

眾所周知,在羅爾斯構筑的公民抗命模型中,前設是默認抗爭者與管轄政府之間存在信任关系的,但顯然,縱觀這兩場社會運動,它們都是先以民主或是法治為主要訴求,進而以更廣泛的目標為施壓對象,超出了公民抗命經典理論所能解釋的范圍。

不論是太陽花學運,還是打砸立法會,這些示威行動或多或少都顯現了近乎“命令式”的施壓方式,例如,台灣抗議者要求“停止”服貿協議,香港示威者則要求“撤回”《逃犯條例》。這類要求背后有很強的壓力性,而該壓力通常會導致一些失控的冲突。

再來說這兩場運動的不同之處。尽管在太陽花學運期間,也有一些台灣团體曾指出,台灣立法院以30秒粗暴闖关服貿的背后,所暴露的是比“服貿黑箱”更為嚴重的台灣憲政危機,包括台灣的憲政體制定位不明、行政權與立法權关系混亂、行政權運作渾沌不清等……這些結構性問題造成了許多問題,因而必须徹底予以改革。

但是,由于太陽花學運的參與者組成較為复雜,此類关乎深層次改革的議題,其實最終并未成為這場運動的核心及焦點。整體而言,這場運動的參與者對于台灣憲政體制的基本原則,也都大多抱持信任態度,在当時并未真正上升到對台灣整個體制的不信任,頂多認為是一些当政者在實踐某些基本原則時出了問題,只是需要揭露、矯正。

而回到香港,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失敗后,不少參與者對能夠爭取香港政制改革已漸漸心淡,“占中三子”之一的陳健民更曾表明“有時不一定是要往前走的問題,怎么守住這個底线其實已經很困難”,許多香港人這之后也選擇退而求其次,認為要“先守住目前的香港”。

直到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這場抗爭運動之初,很多香港示威者的訴求,還只是集中在了撤回《逃犯條例》的層面,并沒有觸及到香港的政治體制,直至暴力的示威者冲擊了立法會,情況開始出現了轉變。当日,一些示威者在撤出立法會前,当著各家跟拍媒體的面,发表了一份予人印象深刻的“抗爭宣言”,要求香港政府回應五大訴求,包括撤回修例、收回對一些示威者的“暴動”定性、撤銷對所有抗爭者的控罪、追究香港警方的濫暴情況、以行政命令解散立法會并立即在香港實行真普選。

至此,事態出現了實質性的轉折。從上述訴求中,由要求“撤回《逃犯條例》”變為“實行真普選”,香港的抗爭者對修改某項法例及一些官員的不滿,正在轉變為對整個體制的不信任,甚至是意圖顛覆,令這場原本訴求直接又純粹的單議題抗爭運動,從這一刻起,逐漸滑向了撲朔迷離的未知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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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王聖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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