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系列評論】拔除深埋于陸港之間的矛盾之“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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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9 19:32:26

自今年2月港府為填補法制漏洞而啟動修訂《逃犯條例》以來,香港社會掀起巨大爭議,激起大規模社會抗議。現如今,港府早已宣布停止修例并向市民致歉,但修例風波不僅未就此停歇,反而余波未了。示威者起初主要在法治范圍內的和平示威,但后續屢次出現違法暴力和冲擊“一國兩制”秩序行為,偏離初衷,例如7月1日,少數激進示威者暴力冲擊立法會。縱觀修例全過程,本具有司法正当性和現實必要性的修法行為,一步步鬧到如今紛爭不停、冲突不止的局面,著實令人不得不反思事情何以至此,香港究竟怎么了,過去多年的治港政策是否有偏差。
 
本著對上述問題的思考,多維新聞推出系列稿件,從批判少數激進暴力和分離主義者的極端不負責任行為、呼吁港人向違法暴力說不到由表及里,深度剖析香港問題的深層病因,再到探討過去多年治港的一些偏差,以饗讀者。

香港反修例運動的震蕩還遠未結束。在大規模的街頭抗議和招致普遍譴責的激進暴力行為之后,仍繼續有港人走上街頭,他們提出了一些看起來好像是“得寸進尺”的訴求,除了要撤回修法,要港府更正對示威的定性,以及要調查警方的瀆職行為,近期又新增了一項,那就是要落實雙普選。

對于香港何時能夠實現雙普選的焦慮情緒,此前已在一些示威者違法暴力冲擊香港立法會時爆发了出來。(AP)

這表明,雙普選這個本與反修例無关、卻擱置已久懸而未決的問題,正再一次浮現出來。在此之前,有很長一段時間,雙普選這個議題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已從香港的政治場域中消失,很多港人似乎不再熱衷討論這一話題,新聞輿論也開始聚焦于别的事件,整個香港政坛的風向亦轉移了关注重心。但實際上,現在看來,雙普選這個問題其實并沒有真正消失,相反,這几年港人雖然嘴上沒提,社會看似也算風平浪靜,但在這個和平的假象下面,依舊暗潮洶湧,就像一個被重壓后假死在金字塔里的幽靈,一旦有政治喧鬧或是風波作為引线,大眾對于雙普選的政治記憶,以及民間社會對解決此問題的焦躁情緒,就會被立刻喚醒。

不得不說,香港人對雙普選是真的心有執念,這种執著體現在,到今天,港人都忘不了北京在2007年給出的承諾。那一年底,全國人大做出決議,香港可以在2017年實行普選行政長官,并且重要的一點是,普選方案會由香港政府提出,由香港立法會投票通過。為此,圍繞怎樣通過推進政制改革,最終將一人一票直接選特首及立法會議員的雙普選如期落實,一度在前些年,可算得上是香港社會上上下下的“頭等大事”。為實現這個在港英時代就壓抑了太久的夢想,香港人付出了極大熱情,實事求是的講,差不多几乎所有香港人,都在焦灼不安中期待著這一天尽快來臨。

事實上,在讓香港能夠尽早實現雙普選這一點上,北京其實和香港社會的想法是一致的。這么說是因為,首先,《基本法》寫明了香港特首和立法會議員最終會由“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方式產生,也就是說,雙普選是《基本法》規定給香港的法定權益,而幫助引導香港尽早實現雙普選,則是北京對香港的一項憲制承諾;其次,拋開責權這個層面看,在北京本身的管治構想中,其無疑也是想讓香港尽早實現雙普選的,畢竟這樣的民主試驗若能取得成功,不僅是對香港有利,對于中共的國家治理以及中國的未來发展與探索,也將提供十分有益的經驗;同時,對雙普選的探索,也是在“一國”前提下“兩制”的一种政策實踐,對摸索台灣統一后的“兩制”模式,具有著重要的參考意義。

正因于此,自最初引導港府啟動政制改革的程序,北京在過去那些年來其實是一步步地讓香港在雙普選問題上逐漸放寬、放開探索的。事實上,無論是在2005年、2007年、2010年還是2014年,北京都曾為助香港拓展政改之路,而釋放過不同具體形式的政策善意。雖然一些人認為,香港的政改拖宕了太多年,這個過程有些太慢了,但站在客觀的角度來看,北京這种循序漸進式地分步驟推進,其實是基于不要讓香港社會在這個過程中出現政治意外乃至局面失控的權衡考量。要知道,政改這种关乎社會根本框架結構的大事,是不可能一蹴而就、快速就能完成的,必须要以十分周全、充分而又合理的規划作為指導來推動。中央政府在普選上的慎重不是政治吝嗇,而是希望以可控的節奏和可控的形式,循序漸進地實現香港政改過程,既滿足多數港人的普選訴求,又不至于出現政治失控。

但是,北京的做法,在香港社會的認知里,還是形成了巨大認知落差。香港的反對派陣營和一些港人,由于對雙普選意識形態化地主觀構想,而心生了一些不切實際的過高期待,進而在這种基礎上形成了一种政治執念,并造成了對北京先前給出的种种規划方案都產生了先入為主的、盲目的偏見與不滿,為本可以循序漸進展開的政改之路,不分青紅皂白地貼上了否定標签。

而在漫長的政改路上,對政改方式本身的抗拒與阻撓,和對北京发起的博弈與對抗,在香港可謂未曾停歇。事實上,香港的溫和民主派曾為了讓香港获得更多議價空間,在2010年選擇了與北京官員會談,而談判在当時也確實取得了不少階段性成果,包括令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增加了更多直選議席,收效是顯著可見的。可誰料,這种理性的磋商方式,竟在之后令香港的反對派陣營內部開始分化和內訌,與此同時,一些香港政客缺乏政治理性,不斷就政改問題向北京和港府過度要價,為一些虛無縹緲的認知鑽政治牛角尖,甚至煽動民粹來施加對抗,最終造成政治溝通不斷失敗、無效,甚至令央港之間的協商氛圍不斷惡化。

對于何時能夠實現雙普選的權利,香港人一直都心有執念,而能夠實現這一目標的政制改革流程,此前卻因為受到社運冲擊而停滯不前。(Reuters)

而在激進本土的勢起導致了泛民與北京協商空間大幅縮限的背景下,“831”出台,香港社會顯然無法就此和中央政府達成共識,方案在香港立法會被否決,港人在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特首的願望落空。香港學者戴耀廷于2013年发表的《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一文,更是激化矛盾地提出了將“違法、長期、非暴力”地占領城市中心要道,作為爭取雙普選的手段。最終,這場在香港被稱為是“公民抗命”、在內地被稱為是“非法占中”的行動成為了極具殺傷力的現實,長達79天的占中不僅破壞了先前一切的政治積累,還讓香港社會的政治元氣受到重挫,甚至嚴重影響了特區的管治和香港的國際形象。這种情勢的惡化,也導致了原本願意溝通和做出一些妥協的北京,自那后也不得已要選擇展示更清晰而又強勢的立場,不再給予反對派更多政治善意與步讓,政改局面徹底崩盤,停滯到今,雙普選更只能是“胎死腹中”。

隨著中央將治港方向從政改轉到經濟和民生,時至今日,雙普選對香港普羅大眾來說,仍似乎是遙遙無期,甚至眼下這种看不到重啟可能的無限期擱置,對很多人來說是种難以言述的痛楚。苦候多年,荒廢到今的政改,令不少港人對雙普選心灰意冷,部分人甚至走向了極端,追求虛無縹緲的自決、港獨,他們明知不可為、不應為而為之,這种任性,其實很大程度上,就是故意要向北京表達一种逆反的宣泄。

占中運動,某种程度也包括当下的反修例運動,它們都只是一种手段,它們当然都有分離主義的成分,是對融入內地的集體抗拒,但對于實現普選的訴求自始至終都藏身其中。2014年的“占領中環”、2016年的旺角騷亂和宣誓風波、甚至是接連不斷的立法會拉布鬧劇,包括今時发生的反修例游行……這一系列手法粗糙的政治抗議行徑,還有那些近年才出現的離經叛道的港獨思想,它們無疑給香港青年世代做了壞的示范,香港大眾也確實因此,一度對社會運動和政治斗爭感到了疲勞與厭倦,北京這几年更是只能因應情勢轉變,來調整自身的治港策略,將更多管治精力與應對措施,放到更能切中城市病征要害的深層次結構性的經濟民生問題上去。但這不代表香港落實雙普選的問題已成過去,相反,針對懸而未決的雙普選問題,尤其是在北京近年轉向針對民生发展的過程中,其實是令許多港人變得愈发心里沒了底,對此問題心生疑惑和焦慮,便是自然而然。

總的來說,針對雙普選問題,社會似有若無的消聲,并不能代表香港政改的問題就不存在了,也并不能說明香港對選舉民主就不再关心了。過去几年的消停,只是新一波行動的醞釀過程。不可否認的是,雙普選是《基本法》的政治承諾,亦是香港人心中的政治信仰,為了實現它,香港這些年已經耗費了太多,而能夠實現雙普選、但又停滯不前的政制改革,無疑已是香港社會大眾心中的一根“刺”,很明顯,這根“刺”到今天仍沒有被拔出。我們几乎可以肯定,如果繼續回避這個問題,就算是解決了香港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如果遇到合適的空氣,這個問題還會爆发。

香港的確應該在合適時機再次啟動政改,繼續尋求實踐雙普選。雖然從客觀現實來講,在反修例的“六月浪潮”后及時聚焦討論香港政改,并不算是個好時機,還會有轉移掉关注深層次矛盾視线的可能,故現在還不是最佳時候重啟政改,但未來,北京可能仍然需要在適当時機再次发起有关討論,甚至時機成熟的話,尽快將政改之事再提上治港議程。引鑒過去經驗之余,積極引導新的政改流程,及早把這一憲制任務落到實處,將雙普選這根“刺”徹底拔除,真正消除香港社會的疑慮和焦慮,滿足港人心中的這份最大期待,是香港人心與社會穩定的一大前提。

香港修例風波系列稿件:
 黑衣圍城 香港問題的三大病因
 專論:勿讓暴力示威謀殺了香港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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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王聖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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