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民主黨副主席:區選結果“太突然” 還沒看到北京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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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香港反修例風暴而備受关注的香港區議會選舉已經結束,建制派的慘敗令外界瞠目的同時,也將一舉摘下385議席的民主派推上了前台。面對建制派的慘敗,以及己方的“戰績”,民主派表現得相對低調。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在結果出爐后會見傳媒時即表示,今次選舉成績不屬民主黨,是運動抗爭的結果,屬于香港市民。而且“雖然民主派壓倒性勝利,但與建制選票仍維持在六四比。”這表示,“社會撕裂嚴重,無論政府與民主派都要理解。”

選舉之后,工作人員清點選票。(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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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4日,周日,何君堯在保鏢的簇擁下現身香港。(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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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香港民建聯主席李慧瓊(中)和她的候選人在香港區議會選舉中失利后出席新聞发布會。(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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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清點選票。(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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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市民排隊投票,今次區議會選舉投票人數創新高。(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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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開票現場。(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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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結果比我預想得要夸張得多”

區議會完結后,多維新聞記者在香港鴨脷洲利東商場采訪了民主黨副主席羅健熙。對于這樣的結果,羅健熙也大感意外,“這個結果比我預想得要夸張得多”,“太突然了”,同時他也坦言,“過去五個多月香港人用了很多辦法,和平的,不太和平的,都做了,為的是讓政府改變。香港人很憤怒,也一直在等待一個機會,區議會來了,那就抓住它,最后結果就是這樣子。”

不過,面對今次的選舉結果,很多人會擔憂,因為民主派固然可以借由“情緒選票”和政治口號來贏得議席,但具體到社區工作卻又是很實在的。在未來,如若泛民繼續高喊“自由民主”等空頭口號,忽視地區民生工作,無法用同等注意力推動社會改革,恐怕會浪費今次強調的民意授權。

對于這樣的質疑與擔憂,羅健熙一方面表示“還沒做好万全准備”,一方面也承諾“希望能與建制派做的不同,也做的更好。”至于今次選舉對于明年立法會選舉以及2022年特首選舉可能造成的影響,羅健熙則承認自己對立法會選舉沒有寄予太大希望。“因為立法會選舉是比例代表,這次區選民主派和建制派的得票比例是六比四,跟過去并沒有很大的差别。”而談到特首選舉,羅健熙則笑言“這對北京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挫敗”,因為商界的票變得至关重要,“中央政府就需要跟香港的商界做一些妥協,去威脅他們也好,籠絡他們也罷,過去中央可能不需要過于倚重商界,就能輕松拿到過半票,可現在整個形勢不同了。”語末,羅健熙還特意提到了李嘉誠,尤其是這位香港首富在反修例問題上遭遇的質疑,以及遭受的來自北京的批評和指責。

一种“事實”兩种解釋

跳出區議會選舉本身,当談到香港已經持續了五個多月的反修例運動時,羅健熙的語氣變得急促,措辭也更加犀利。反复出現的高頻詞是,“不要搞香港”、“别管香港”,因為現在北京派來管香港的機構和部門,“根本就不了解香港,對香港也沒有感情。”為了佐證這一點論斷,羅健熙反复提到了2003年“二十三條立法”,提到了中聯辦,提到了時任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于2008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到的在特區建立第二支管治团隊。

而当記者追問,這些在港人看來“搞香港”的做法,其實正是“一國兩制”的內涵,因為在香港的高度自治權之外,還有北京的全面管制權,“兩制”的前提是“一國”,今天香港鬧成這樣,也正是過去“井水不犯河水”的過于放任造成的“果”。難道不該反思嗎?難道還要繼續“别管香港”?羅健熙反問道:“你覺得香港有什么地方不尊重‘一國’?我覺得香港人對‘一國’最大的尊重,就是我們不談。”

其實回顧反修例運動,對內地民眾來說,最不可想象的,除了內地游客和記者遭遇毆打和不公平對待外,便是有示威群體在游行過程中高舉著英國和美國的國旗,7月1日冲擊立法會当天,有人甚至將港英旗幟鋪在了立法會主席台上,被占据的立法會內,亦是飄蕩著不少港英旗。“高舉著英國旗和美國旗,難道不是不尊重‘一國’嗎?”記者如是追問道。

面對這一問題,羅健熙并沒有直接回答“是”或者“不是”,而是選擇“繞道而行”,并就此辯解道,“將港英旗鋪在立法會桌上,這中間的意義到底是不是主權的問題?在我看來不是主權的問題,年輕人只是想說明,港英政府的年代立法會是尊重民意的地方,現在不是這樣了。”当記者繼續追問“為什么會覺得港英時期比較尊重民意”時,羅健熙則采取了“切割法”,具體來說,就是將港英后期切割為兩個階段,六七十年代談不上尊重民意,但八九十年代的民主化卻是很尊重民意的。

“不談”不等于尊重,某种程度上更是對于既定事實的回避。具體到“一國兩制”的理解,也是狹隘甚至偏頗的。既然香港已經回歸,那么在香港反修例運動中高舉著英國和美國旗,就不是一個簡單的“民意”的問題,而必然會涉及到主權的糾葛,所宣誓的,就是激進示威者對于“一國”的挑戰。

11月24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港島區一個投票站投票。(新華社)

北京與泛民如何打交道

隨著泛民陣營取得區議會多數席位,一個被擱置已久的問題隨即被擺上台面:北京接下來究竟該如何與泛民打交道?面對這一問題,羅健熙直言“北京應該先想清楚,如何與香港人打交道。”同時補充道,“這是一個信任的問題,香港跟北京沒有信任,香港政府與中央政府沒有信任。”如何打破目前的隔閡,羅健熙亦坦言“這就是北京最大的問題,放不下自己的身段。”

其實如何與泛民陣營打交道,一直是困擾北京和涉港機構的問題。早在2016年,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接受媒體專訪時曾有過“表率”,因其從始至終都未使用慣用的“反對派”“異見者”或者“持不同政見人士”來指稱泛民,而且不僅承認泛民的存在是“正常的”,會“伴隨著一國兩制長期存在”,還表示“泛民的立法會議員是特區政權體制的組成部分,從基本法的角度看,他們也屬于建制人士。”只是這樣的姿態,在以對抗為常態的洪流中很快即被湮沒。

“現在看不到中央政府打破隔閡的誠意和善意”,羅健熙特别強調。為什么“看不到”,羅健熙也給出了一些“論据”,比如在多數港人都反對林鄭月娥的時候,北京高層和各機構還在一如既往地“堅定支持”,比如香港高院判定《禁蒙面法》違憲遭遇的風波,比如至今示威者已經逮捕了几千人但還是看不到警察被問責,比如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中一再出現的“加強”、“全面管制”,等等。基于此,羅健熙反問道:“這個是善意嗎?”

屁股決定腦袋,同樣也注定了香港反修例是一場現實版的“羅生門”。泛民固然可以理直氣壯地認為,以上這些“現象”背后,不是善意,反倒是滿滿的惡意。但稍微換位思考,北京的“難處”也顯而易見。尤其在今天的政治氣氛下,任何層面和幅度的作為,就算是直接的“善意”,都可能在政治口號和情緒壓倒一切的今天,走向反面。

“意外”卷入理工大學風波

在區選之前,羅健熙還“意外”地卷入了香港理工大學的風波中。根据民主黨所发聲明:羅健熙当時身處理大外超過500米的幸福中心,在執行黨務理解冲突发展,并嘗試協助市民,卻被警方無理拘捕。民主黨還稱,因不停收到市民求助,羅健熙一直與黨內立法會議員留守附近處理。

当記者詢問理工大學目前的情況以及對激進“勇武派”暴力行為的看法時,羅健熙一開始笑稱“我也是暴徒”,隨后略顯平靜地說道,“我相信沒人想看到港鐵被破壞,也不想自己上班被阻擾,包括那些投票給民主黨的人。但為什么區議會還是投票給民主派?因為市民覺得政府的所作所為,比示威者的破壞力要大100倍。政府破壞的是制度,示威者破壞的只是設施。”

“就我們現場看到的,示威者破壞的可不只是設施,同樣也是破壞香港的法治。”面對記者的追問,羅健熙變得情緒激動起來,提到了警察暴力執法的問題,也提到了警察與白衣人的勾連,并連續追問道,“七二一警察完全不作為,有人被調查嗎?有人停職嗎?香港的警察跟黑社會合作不是問題嗎?北京看不到這些問題嗎?警察跟黑社會合作對香港的破壞大,還是示威者去破壞一些設施對香港的破壞大?你告訴我,哪個破壞大?”說完,羅健熙還特意強調,要把這些客觀寫出來。

不消說,從反修例一開始,香港就陷入到了非黑即白、各說各話的漩渦中。這讓人不由地想到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羅生門》中那個拔死人頭发的老嫗,還有那個走投無路的家奴。家奴之所以決心棄苦從惡,剝下老嫗的衣服逃離羅生門,就是因為仿佛從“拔死人頭发”中看到了更大的“惡”,自己“剝下老嫗的衣服”這樣的“小惡”又算得了什么呢?但說到底,不管是“小惡”、“惡”還是“最惡”,都是“惡”,也都切實地對香港造成了破壞。

事情发展至此,再去糾纏誰惡誰錯,已經沒有太多意義,因為卷入這場風波的各方,包括北京、特區政府、示威者以及香港社會,放在不同的時間周期中或多或少都有錯。当前與其糾結誰更惡,進而以暴制暴、以惡制惡,不如都好好想想如何才能帶領香港走出困境。在這一點上,民主派自身也必须要掂量清楚。

接下來,香港會怎么樣?羅健熙坦言“這几天的平靜是暫時的”。而当記者問道“最近几年有沒有去過內地”時,羅健熙回答說“八、九年沒去了,之前也只是去過深圳這些就近的地方”。而且,“在香港的問題上,我覺得跟我有沒有去過內地沒有太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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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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