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田飞龙:北京大和解思路非无条件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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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20 04:22:45

香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建议特首运用《基本法》第48条的权力,特赦“占中”行动中的所有参与者,同时赦免“七警”和退休警司朱经纬,以“大和解”来修补过去社会的撕裂。虽然这一建议无疾而终,但对于社会处于不断撕裂中的香港来说,“大和解”的思路值得进一步深思与探讨。

针对这一问题,多维新闻专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在田飞龙看来,尽管此次胡志伟倡议因准备不足很快流产,但其提出的议题与思考方向是正确的,是需要特区政府、建制派以及泛民主派进一步凝聚共识和开展合作的。此外,中央的大和解思路,总体上侧重经济民生和对青年成长的支持方面,与胡志伟的思路有很大出入。


2017香港特首选举点票现场,泛民派举牌抗议。(图源:多维记者/摄)

多维:你怎么看胡志伟提出的关于特赦“占中”行动中的所有参与者,同时赦免“七警”和退休警司朱经纬的 “建议”,以及由此带出的“大和解”思路?

田飞龙:这一建议从动机和出发点上看是好的,是在回应候任特首的“和解论”,也是在为香港这几年的社会撕裂与政治对抗寻找解套办法和出路。在特首竞选过程中,实质上已有这种呼吁“特赦”的声音出现,比如建制派呼吁特赦“七警”以彰显镇暴合法性及鼓励警队士气,维护香港法治权威,但反对派则呼吁特赦占中分子及被追加起诉的港独宣誓议员。此次胡志伟的倡议将两派的特赦建议予以并联整合处理,希望对两派诉求都有所回应。

不过,这一倡议构思仓促,未能在本党之内及跨党派之间事前充分沟通及寻求共识,各派反应上都有些措手不及,无法完全接受或适应,但也大多认为是个好主意。也有民建联副主席周浩鼎提出反对,认为破坏香港法治,这种立场有很强的社会代表性。

“大和解”是后占中时期香港社会逐步形成的一种理性共识,但如何破题一直较为棘手和敏感,尽管胡志伟的倡议因准备不足很快流产,但其提出的议题与思考方向是正确的,是需要特区政府、建制派以及泛民主派进一步凝聚共识和开展合作的。不过,此次事件也表明,无条件和无原则的“大和解”是行不通的,不能带来香港法治巩固和国家认同增进的正面效果,不能解决占中据以发生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只是一种表面化的和解。 

多维:对于胡志伟的建议,在香港引起了南辕北辙的两种讨论声音。支持者认为,这一“个人建议”有创意,也有助于修补撕裂;反对者则认定,这样的做法会破坏先例,而且“占中”是政治行为,七警打人是刑事、伤人行为,不能混为一谈。在你看来,这样的“大和解”能在多大程度上修补香港当下的撕裂?如何化解反对者所担忧的“用一个行政或政治手段来干扰司法决定”?

田飞龙:胡志伟的特赦论将占中违法性与七警镇暴违法性混为一谈,模糊是非,不能令人信服,也不利于社会形成教训和共识,对香港社会撕裂的修补效果有限。

反对者担心行政干预司法独立是有道理的,因为目前占中案件正在审理之中,无条件特赦必然对法官施加不当政治影响,妨碍法官公正司法。

不过,特赦权属于特首的法定特权,主要是在共同体秩序重建存在特别需要时加以运用,如其按照法定程序并在主流民意支持下加以合理运用,不仅不会破坏法治及司法,反而可以深化与巩固法治的社会信任基础和整体宪制的民意认受性。特赦与司法是政治和法律辩证互动的关系,我们立足法治但也不要拘泥于法治形式主义,要以维护和增进整体宪制的高度来看待二者间关系。

多维:建议之外,最主要的还是能否落实。林郑月娥此前已经公开表示,“上任后不会这样做”。给出的理由是,“社会对于我们秉持法治是有期望。不论是因为什么原因,但如果违反了法律,亦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庭已经判了,当然如果对裁决不同意或对惩罚性决定不同意可以上诉,但我不认为应该用一个行政或政治手段来干扰司法决定。”这是否意味着,这一“大和解”思路只能停留在口头?

田飞龙:我觉得不能这样简单理解。林郑月娥的表态主要是表达一个基本的法治立场,而并非对特赦权的绝对排斥,因为特赦权不仅仅是特首的一项法定特权,还是特首综合治港的一个重要的宪制性责任。尊重法治与司法是特首的职责,合法运用特赦权以增进法治权威及社会信任团结也是其内在职责。


林郑月娥赢得特首选举后与习近平会面,座次与梁振英一样。(新华社

候任特首只是反对特赦权的轻率使用或滥用,反对以破坏法治和司法的方式行使。如对“七警”及情节相对轻微的占中参与者,则可以考虑运用特赦权力加以宽宥,以兑现其政治和解及修补社会撕裂的政纲主张和施政取向。

当然,特赦是有底线和原则的,无条件特赦只能进一步加剧社会撕裂和诱导不良的社会运动倾向,松动香港法治根基。特赦是手段,巩固法治及增加信任团结才是目的,为此不宜特赦“占中三子”这样的主要参与者,对占中违法性的根源及危害需要充分凝聚共识并加以治理。

多维:我们知道,中央对于解决香港问题,始终是两条腿走路,也即大和解和大镇反。中央内部也一直有两种思路甚至路线的竞争。在你看来,中央是否会考虑以此为契机,推动“大和解”和“大统战”?迈出这一步之后,后续还需要做些什么?

田飞龙:中央治港需要权威性,也需要和解政治,所谓恩威并施,这是内部存在大和解与大镇反两种思路的根本原因。在对待占中及港独问题上,中央总体上坚持大镇反思路,坚持压制以及通过依法治港恢复稳定秩序,故在特赦占中参与者问题上必然趋于谨慎,不会赞成无条件和无原则的特赦,否则中央治理权威和基本法秩序就很难得到实质性维护。中央的大和解思路总体上侧重经济民生和对青年成长的支持方面,与胡志伟的思路有很大出入。当然,胡志伟同时提出特赦“七警”,这应该是与建制派及中央的和解思路有一定重叠的。

胡志伟的无条件特赦论目前已在各方反对下收场,但其提出的思考方向值得进一步挖掘,具体方案也可以再讨论。这也确实是一个良性的契机,中央和特区政府应从中看到泛民主派内部的和解之光,鼓励其继续审慎思考和寻求与建制派及中央的善意沟通。占中特赦不是简单的香港自治事务,而是涉及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整体的重大事务,缺乏中央理解和接受的任何特赦都不可能是所谓的“大和解”。

目前来看,特赦性和解这一步还不易迈出,因双方的特赦立场还有一定差距,跨党派沟通机制也还不够完善,泛民主派内部更缺乏实质性共识。候任特首应注意捕捉和凝聚香港社会在这一议题上的未来进展,作为其“和解政治”的重要突破点,但必须坚持法治底线和有原则的立场。

如能迈出这一步,未来的重启政改、23条立法、央港经济融合及区域一体化均可逐步达成和解与共识,香港可能进入一个关键性的“转型发展期”,央港政治信任及两制互动融合将实质性开启一个“一国两制的2.0时代”。新特首承前启后,责任重大,其驾驭复杂形势的实际能力将经受考验。

多维:作为媒体,我们一直在倡议通过大讨论来发现香港问题的本质,进而解决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可中央与泛民的互不信任,香港政治结构新一元——港独的崛起,不仅让这种大讨论机会渺茫,同时也加剧了中央治港的难度。在你看来,为了促成这样的大讨论、大和解,中央、建制、泛民、香港普罗大众,各方应该做哪些努力?

田飞龙:胡志伟倡议无果而终,表明香港社会虽有和解心意,但缺乏和解的沟通机制和基础共识,这正是香港政治社会重建的现状与起点。民主党能够迈出这一步,不管其具体和解方案及结果如何,都是值得赞许的。

长期来看,香港政治的“大和解”是主流和方向,而中央亦乐见其成,因为归根结底“大镇反”只是手段,只是促成更优“和解”的前提与条件,而不是一国两制的初衷与目标。一国两制的初衷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国家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这是“本体”;其二,香港的繁荣稳定与高度自治,这是特别的制度方法论和辅助性宪制安排,具有“功用”的意涵。因此,长期的政治对抗绝非中央所愿,也非香港之福,与一国两制的“本体”及“功用”都存在矛盾冲突。也因此,中央和香港各界应充分凝聚一国两制的初衷认知与共识,根据自身角色做出合理努力。


以斗争思维处理香港问题的梁振英,成为舆论追讨的对象。(Reuters/VCG

特区政府及香港各派别乃至于中央需要继续思考的是:

第一,附条件和有原则的“特赦”应当如何思考、设计及实现跨党派和事前沟通以及与中央进行沟通,达成一个各方可接受的稳妥方案,然后共同努力推进,寻求突破,这需要确定某些底线,比如“占中三子”不能特赦或者只能做适当减刑处理以彰显法治价值,“七警”之镇暴违法有其执法裁量余地和维护法治公心,其特赦或减刑应较占中分子更为显著,等等;

第二,特赦之外的和解措施如何思考和设计,泛民主派是否可以考虑签署一个“反港独,促民主”宣言书,与港独分离主义做明确切割,释放转向“忠诚反对派”的清晰信号;

第三,立法会内部建立“跨党派饭盒会”,推进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的议会内合作,遏制恶意拉布和本土派议员的极端行为,理顺行政立法关系,共同保障经济民生类重建法案及相关拨款顺利过关;  

第四,泛民主派对香港与内地的融合性措施(比如一地两检、粤港澳大湾区等)以及推进国民教育的新计划持积极理解与合作的立场,拉近与特区政府及中央的心理距离,转换过时及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观和政治观,更加积极正面地理解国家的新发展和进步性,引导香港社会重树信心,抓住新一轮发展机遇,在重新理解国家和参与国家发展的实际行为中实现包括国家认同在内的、真正的“大和解”;

第五,中央在依法治港和依法支持香港落实普选方面持积极开放立场,根据香港政治和解与社会撕裂修补的实际成效灵活回应香港社会之政制发展、经济转型与社会重建的实质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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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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