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张德江定调是香港的一场开卷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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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28 07:28:59

刚刚结束的纪念香港基本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关于香港的表述,被视作中央对香港的一次定调。尤其是其中提到“绝不允许以高度自治对抗中央”、香港政体非三权分立等表述,比以往明显要强硬得多。而且因为此次定调发生在香港回归20周年前夕,所以备受各方瞩目。

针对张德江讲话及中央定调,多维新闻采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在田飞龙看来,这样的“正本清源”和定调早就在进行,而这一次定纷止争对香港来说,可谓是一场开卷考试,就看香港社会如何理解及回应讲话中的基本立场与要点。“反对派讲和解政治,对一国两制初衷及中央意图的准确把握就是走出和解一步的关键。”

多维:从张德江讲话内容来看,很多新提法意在于从观念和制度层面进行“正本清源”“定纷止争”,比如厘清香港与中央的关系,阐明香港非“三权分立”等等。你如何理解中央的这次“正本清源”和定调?

田飞龙:正本清源的工作之前已经在进行,较为突出的标志是2014年的白皮书。中央的这一取向,根源在于香港政制发展逐步超出了一国两制与基本法轨道,出现了本土主义与港独运动,刺激中央检讨和更新治港策略,清理过去偏于香港一边的两制认识及基本法理解。张德江的这一次讲话在白皮书基础上更进一步,相对系统明确地提出了中央未来治港在法理论述与管治演变基本问题上的主导权及其实现问题。


最近几年香港之乱,已然让北京下定决心定纷止争(图源:多维记者/摄)

张德江强调中央要主动与香港关于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另类诠释”展开斗争与博弈,回归制度初衷,呈现一国两制内部关于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系统法理,开启一个立足“两制”而重新面向“一国“的观念建构与制度巩固之历史进程,以此作为保证一国两制与基本法实施不变形、不走样的战略性基础。

多维:这次定调有一个大背景,就是七一。而今年的七一有着非常重要的节点意义:香港回归20周年、习近平上台后首次访港以及林郑月娥作为新特首就任。中央的这次定调,是否与即将到来的七一有着直接关联?而这样的定调,某种程度上是否也可以看作是七一的总基调?

田飞龙:今年七一是香港回归之五十年制度实验期的“中期时刻”,张德江的政治定调可以看做预先释放出基本的信号与理解,给香港社会出了一张关于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到底如何全面准确理解及实践的答卷。这是一次开卷考试,就看香港社会如何理解及回应讲话中的基本立场与要点了。反对派讲和解政治,对一国两制初衷及中央意图的准确把握就是走出和解一步的关键。

七一时刻,预期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及新特首均会发表有关重要讲话,其中最高领导人的讲话预期将在此次委员长讲话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和提升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国家法理,以及展开一个未来三十年一国两制总体走向及变革趋势的蓝图,而新特首将在张德江讲话及最高领导人讲话基础上就特区政府如何促进社会团结重建以及更好落实一国两制及基本法给出具体规划和应对措施。

张德江讲话的总基调已然明确,中央与特区政府及香港社会需要进一步凝炼具体理解、共识及行动方案,这样才能为未来三十年香港的繁荣稳定及高度自治探寻出切合两制需要及一国利益的平衡方案。

多维:提到习近平访港,很多人在期待这次视察能就香港问题有个“全面、准确”的表述。而且我们注意到,以往江、胡时代的香港之行,使用的措辞都是访问,可在张德江此前造访香港时,使用的却是视察。从访问到视察,以及特首来京述职时座次的变化,是否说明中央在言语和行动层面,已经开始厘清中央与香港的关系?

田飞龙:中国政治文化历来重视“定名分”,香港不是与国家平起平坐的对等实体,而是基本法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享有的是中央授予且受中央监督的高度自治权。访问用于对等主体之间,不严谨,易于造成混淆,而视察则具有上下级的监督关系指向,将国家与香港各自归位,符合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法理定位。关于述职坐次变化,也是这一名分调整的体现,将香港特首与其他地方行政首长同等对待符合中国宪制安排。

国家的归国家,地方的归地方,国家对地方具有充分的宪制监督权,地方应对国家禀有基本的忠诚和服从,这类央地关系基本原理同样适用于香港和国家关系。相信这一些定名分的归位策略能够得到香港社会的充分理解和支持,也有助于打破香港反对派关于香港宪制地位之不切实际和故弄玄虚的扭曲及造势,有助于下一步中央管治权的制度化及依法治港的深化实施。

多维:今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同时也是“一国两制”这一伟大制度设计在香港实施的20周年。在这样的节点上来重新审视“一国两制”,一国自然不难理解,但是两制,似乎中央与香港有着不同的理解。香港的那一制究竟是什么?除了原有生活方式不变,在社会自由度、经济模式以及政治层面,究竟意味着什么?作为法学专家,以及长期关注香港问题的研究者,你如何理解?

田飞龙:一国两制中,一国是清晰的,具体而言就是基本法上关于国家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一国两制实践与基本法落实应侧重维护和促进“一国”的相关法益以及更好地通过“一国”来整合“两制”。


对即将就任的新特首林郑月娥来说,如何贯彻落实习近平所提的全面、准确,无疑是一大考验(图源:新华社)

关于两制,香港人偏重于“井水不犯河水”式的理解,这种理解也曾经出自内地某些官员之口,但现在看来是不符合一国两制与基本法原意及初衷的。中央的定调和正本清源,就是需要重建“一国”对“两制”的宪制优越性及其整合功能。

两制中的香港一制,具体而言是指两个方面:其一,基本法授予的高度自治权所构成的香港的自治性管治权;其二,香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方式及有关政策保持不变。从回归二十年来看,香港的自治权及生活方式并未发生结构性变化,而是在一国两制框架内以合乎两制各自特点与规律的方式发生着相应演变和关联。保持香港一制大体不变被认为符合香港根本利益及国家改革开放的总体利益。

但时过境迁,既往两制相对隔离对彼此有利的格局已经随着中国快速的全球化及国家重大发展而失去必要的时效性。以一带一路及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为分水岭,两制关系逐步由相互隔离走向相互融合,这是大的国家发展趋势及地域经济融合趋势。在此背景下,僵化理解两制差异及人为阻止两制隔离既损害国家利益,也损害香港利益。比如对“一地两检”的政治化抵制就是背离一国两制初衷的。因此,面对融合主题,两制在继续尊重彼此差异的同时,应从国家利益及香港整体利益的大局出发,按照各自宪制程序展开合作,构建一系列支持融合的制度与政策框架,动态理解两制互动的前景和双赢预期。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隔离不是真正的“一国两制”,发展互利才是其中精髓。此外,不断增强“一国”对“两制”的宪制性连接以确保基本法实施不走样,也是两制关系深度建构需要严肃面对的基本问题。

多维:值得一提的是,张德江讲话也再次向港独亮剑——“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切实履行基本法关于立法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性责任,坚决遏制任何危害国家统一的行为和活动,真正担负起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责任,维护特别行政区的长治久安。”有观点认为,这是意在催促香港尽快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你怎么看?林郑就任后,会否在23条立法上有所作为?

田飞龙:这里的敦促不限于23条立法,而是包括这一义务在内的、特区政府应予承担的一系列保障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宪制性责任。特区政府不仅有义务推进23条立法,还有义务在该立法完成前穷尽本地法律资源对遏制港独势力的蔓延,比如对占中案、旺角暴乱案、港独宣誓案的相关刑事检控。香港长期不能完成23条立法,成为国家安全漏洞,违背了基本法23条对香港特区与香港社会的“国家信任推定”,也不符合一国两制的初衷。

林郑就任后,短期内估计会暂缓这一政治化议题,而侧重经济民生上的重建、青年教育及成长支持,以及社会撕裂的修补。但林郑应充分意识到,完成23条立法是其作为特首不可推卸的宪制责任,同时也是其未来代表香港居民寻求中央重新考虑普选框架的必要前提。我个人认为,中央会高度重视新一届特区政府在完成23条立法上的具体作为和进展,也会积极回应香港在国家安全法制保障逐步完成条件下继续推进民主化进程的民意诉求。

这对反对派也是一个重大考验,即如何借助政治和解及实际承担国家安全义务而尝试成为“忠诚反对派”,以更新对国家的偏颇认知及简单对抗思维。中央有政治胸怀,亦有严格的底线与边界,若反对派一味对抗,只求权利,不负义务,不担责任,则一国两制内含的一国法益及互利伦理就可能遭到实质性破坏,反对派的持续反对就可能在政治上不得要领,误尽苍生。        

撰写: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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