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会前主席:习近平治港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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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29 13:37:32

按照既定议程安排,习近平于北京时间6月29日抵达香港机场,并发表简短讲话,提出了此行的三大目的:热烈祝贺、体现支持、谋划未来。这是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第一次视察香港,也是9年之后的再次造访。

习近平抵达香港当天,多维新闻记者专访了香港前立法会主席曾钰成,针对于此次视察以及习近平的“依法治港”等,曾钰成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曾钰成看来,习近平七一讲话之所以备受关注,很大的原因是此前其并未就香港问题有过比较系统、公开、完整的表述。而且与江泽民、胡锦涛相比,外界更期待习近平在治港问题上的新思路。


香港前立法会主席曾钰成接受多维新闻网采访(图源:多维记者/摄)

多维:今年的七一比较特殊,习近平以中国国家主席身份首次视察香港。在来港前,习近平在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香港回归20周年成就展时,提到了四个字——依法治港。这样的表达,也被外界认为是习近平治港方略的总思路。你怎么理解习近平所说的“依法治港”?这对一直以来以法治作为核心价值的香港来说意味着什么?

曾钰成:依我看有两层意义。一是按照中国《宪法》和《基本法》,全面落实中央对香港的“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二是按照香港本地的法律,所有公职人员要守法,一般的香港市民也要守法,因为法治是香港很重要的一个基石,是香港社会成功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前几年香港搞占中,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危害治安的行为,法治的概念当时是有一些混乱,市民要是认为自己有一个很高、很正义的诉求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违反法律,这个当时在香港也掀起了一番讨论。

所以,这个说法其实在回归早期,中央的领导就说过,也就是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治港,按照《基本法》给香港特别行政区权力,也按照香港本地的法律来管制香港。

多维:相较于香港回归后的中共历任领导人,也就是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治港思路有什么不同?

曾钰成:这是很有趣的问题,但我现在不敢有任何的判断,我很期待听习主席在香港公开讲话时发表的意见,因为从江泽民到胡锦涛,香港回归以后的前两位国家主席,都发表过一些有关“一国两制”和香港管制等问题的重要讲话。

具体负责香港事务的张德江委员长就讲的比较多,港澳办,尤其是中联办的主任,也讲的比较多。但习主席到现在为止没有公开的比较完整的对香港问题发表过讲话。香港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新情况到底是什么情况,在新情况下中央对香港的看法、思路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还要听习主席的讲话。

多维:如果进一步来看,这样的期待背后其实也包含着一个问题,那便是:中央对于香港问题究竟是怎么想的?我们在和泛民、中间派的人接触时,他们都会提到一个困惑:不知道在香港问题上谁能代表中央?是张德江吗?是港澳办吗?是中联办吗?还是那些自称和北京很熟的人?习近平来了,他的讲话,某种程度上解开了这个困惑。

曾钰成:我不会这样看,因为中央政府的每一个部门的职权都是很明确的。到现在为止,主管港澳事务的官员,从张德江委员长,到港澳办,再到中联办,你可以说他们发表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我也不相信他们的意见会和习主席的原意有很大距离。从2014年6月的白皮书,到过去这两三年,王光亚主任、张晓明主任的讲话,再到最近的张德江委员长的讲话,你应该看到都是一致的。

等着听习主席发表讲话,就是听他会不会从更高的那个角度来看香港。我估计习主席也应该会讲到国家的“一带一路”的战略问题,那未来这三十年,就是2047之前,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政策下,应该在国家的一带一路的战略当中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这很重要。

我是认为在国家开始走向改革开放的时候,香港是因为一国两制,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现在国家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我不相信在这个新的战略下香港没有一个同样重要的角色。

我的想法是,要是我们不能把这个“一国两制”搞好,不能严格按照“初心”,原来设计“一国两制”的目的,来做好“一国两制”的话,我们在国家发展中能做的贡献肯定要受到很大损害。

所以,香港不能离开国家发展的战略来看自己的地位。有些人说中联办说了不算,甚至张德江说了也不算,习主席说的才算,我认为不可能是这样。

多维:你提到了“初心”。我们也注意到,在“一国两制”提出这么多年,以及在香港实践了20年之后,出现了很多问题。在对于“一国两制”的认知和理解上,陆港两地也存在很大的偏差和不同。你觉得造成这样的偏差和不同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互相忘记了“初心”,还是怎样?

曾钰成:不能这样说。你想一想,“一国两制”是在八十年代初提出的,过去这三十五年中国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香港也发生了根本变化,香港的回归本身就是很重大的香港政治地位的变化,突然间几百万香港人变为中国公民了。

然后,香港跟中国的关系不光是政治地位上的关系,突然间变成了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还有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香港居民跟内地居民的关系。香港作为一个城市,一个特别行政区,跟内地其他的地方,其他省市的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是有这样的几个因素:香港内部的变化,国家的变化,香港跟国家关系的变化。你可以想象三十多年前,设计“一国两制”的时候,或者二三十年前起草《基本法》的时候,这能想象得到吗?不可能。

所以,我认为我们国家的领导、主管香港问题的官员都明白,“一国两制”是需要在我们实践当中不断去充实有关的方针政策,不断去适应香港和内地变化,要不断演进的一套理论。

说不忘“初心”、“一国两制”,一定要很清楚的是,香港是中国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就是“一国”不能变。另一个“两制”,香港这一制,原来在香港的制度,我们应该要保留,尤其是保留它优越的地方,这个也不能变。所以我们应该理解,不管是国家怎么变,香港怎么变,香港跟国家的关系怎么变,“一国两制”还是对国家的发展最有利的,我认为这就是“初心”。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怎么样去总结过去二十年“一国两制”实践当中的经验,怎么去正视曾经出现的问题,研究怎么去解决,这个很重要。所以我公开这样说,回归二十年我们庆祝是应该的,因为我是完全同意“一国两制”在过去二十年内已经取得了很巨大的成功,但是不能说“一国两制”已经全面成功了,已经达到了“一国两制”的最终目标了,因为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应该实事求是地去研究这些问题,研究怎么解决,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我认为有两种态度是错误的。一种是否定一国两制二十年的实践,认为都走了样、变了形,认为“一国两制”现在没有出路了,香港也失掉了信心,中央也失掉了信心,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客观的判断。另一方面的错误是觉得“一国两制”已经是伟大的成就了,出现了什么问题毫不奇怪,是很自然的事,是阶段性的。如果不去认真研究分析为什么出现这些问题,去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来,“一国两制”往前发展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该把它当做理所当然的,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负责特区的政府、中央的政府来重视这些问题,研究这些问题。既然出了新的情况,你就要研究,新情况是什么?为什么这样出现?怎么去解决?

多维: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之一,是不是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泛政治化?因为从2012年开始,陆港两地就因为社会问题矛盾不断升级,从抢购奶粉风波到地铁进食事件,后来甚至爆发了驱蝗运动。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累积,港人便不由分说将愤怒和不满直接对准“一国两制”。当然,这可能也是互为原因与结果的。

曾钰成:这样的情绪,或者这样的观点也不能说全是错的。要是没有“一国两制”这些矛盾可能不会发生,或者说不会表现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情形。例如说,广州跟内地其他地方也有矛盾,但是跟我们跟内地的矛盾不一样,因为“一国两制”。

所以有一些人把过去这几年出现的一些矛盾、冲突看做是“一国两制”的问题。我们也应该从这个方向去看,就是因为“一国两制”所以我们香港跟内地是有很多方面的差距,但是中国现在越来越开放了,香港也需要对内地开放,你会想到2003年开放个人游的时候,是对香港的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们是需要的。

但是在开放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矛盾和冲突,是不是我们没有足够的预见能力去比较早看到可能出现的矛盾,研究怎么去解决,包括怎么管控、管理开放当中的两地融合的速度的问题。所以应该总结,特区政府应该总结,内地包括中央政府也应该看。

你可以用这个标签说这个是政治化。但是,在问题上贴这个标签解决不了问题。香港的房屋问题被指政治化,教育问题被指政治化,解决不了问题,就是政治化那又怎么办?不能说去教训香港人民不能把问题政治化,问题解决了吗?不可能。

多维:这其中也涉及北京治港现代化的问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称之为第五个现代化。其实香港的治理,也存在不断现代化的问题。甚至香港治理的成果,直接可以作为检验北京治理现代化的试金石。在你看来,什么样的治港才算是现代化的?以及如何实现现代化?

曾钰成:我的理解主要就是要审时度势,也可以说是《基本法》说的按照香港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的方针政策。香港本地人的说法,就是我们不能“离地”,其实也就是共产党常说的“理论联系实际”和“密切联系群众”,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一些问题,有一些是制度的问题,《基本法》是1985年到1989年起草的。当时主导《基本法》的起草我认为有三个迷思。

第一个,当时香港的管制的制度好得不得了,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制度,因为从70年代开始,一直到80年代,香港的确是经历了一段比较长的繁荣稳定的时期,当时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大家都说香港创了奇迹,在华人的社会中,香港的经济发展是很高速的,所以肯定是我们的制度好,包括政治制度、管制制度。

所以起草《基本法》的时候,最好把当时香港行之有效的一套就搬到《基本法》,回归后照办就行了,这是第一个迷思。

第二个,民主好得不得了,80年代中期到末期,整个世界潮流就讲民主,所以到90年代初,美国的福山有个论文,后来出了一本书,叫《历史的终结》,就是人类发展到现在,我们已经找到最好的制度了,就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所以起草《基本法》整个过程当中,对香港回归后一定要走民主化的道路,没有争议。争论的就是速度问题,所以中央的官员也指出,在《中英联合声明》没有提普选这两个字,但《基本法》说了行政长官经普选产生,立法会全部议席普选产生,大家的信念都是一样,普选当然是好的,民主当然是好的,所以第二个迷思,就是一定要民主。

第三,当时是因为国家开始了改革开放,当时香港跟内地的关系、中英的关系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好的。

我当时是一个香港左派亲中学校的校长,我是感觉到从来港英政府没有对我们这么好,中英关系非常好,也是在这么一个情况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推出来,英国人以为可以跟北京谈判香港的治权问题,后来当然这个不行。

尽管是这样,大家认为国家改革开放了,越来越繁荣,不光是越来越繁荣,越来越文明、开放、民主。所以内地是越来越跟国际水平接轨了,回归后香港做为中国一部分当然我们跟国家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好了,香港人的民族感、对国家的认同当然是越来越好了,国家越来越发达,威信越来越高。所以不需要担心发展下去会有什么矛盾。所以《基本法》的附件一、附件二讲的就是在2007年之前,香港的政治发展。

当时的港澳办主任鲁平先生说过,2007以后怎么办,你们香港人自己决定了,我们中央不管了,他当时真的是这样讲。因为当时大家都有一个观念,回归十年了以当时国家发展的势头,还要担心香港人不爱国吗?就是这一个样,现在三十多年后,回过头来看,这三条,都不是像我们起草《基本法》的时候那么理想,那么简单。既然一个香港总督,加上我们的公务员可以把香港管得很好,那只要找到一个中央信任的人当行政长官,加上公务员还能不好吗?但回归几年就不行了,董先生发现,要推的很多工作推不下去。

现在管制的很多问题是体制问题,第二是民主问题。过去三十年世界上发生很多事,西方国家他们对民主制度提出很多怀疑。更大的问题,本来民主跟香港原来的体制是有矛盾的,1985年前香港根本是没有民主的,所以英国人管得很得心应手,但是一引进选举就麻烦了。过去我当立法会主席的时候,人家是批评立法机关跟行政机关不合作,行政立法关系差。很多人说以前英国人管的时候多好,可以前是没有民选的议员。起草《基本法》的时候,就是以为引进了选举还可以保留原来的行政主导的特点,这不行。

当然,我们国家的发展整体来说也是越来越好,这个是大家的看法,但是当中也有不少不理想的一些现象,而香港跟内地、国家的关系不是直线向上的,也有反复,过去这几年是明显的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国家多了一点比较负面的看法,这个也是以前可能想象不到的。

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局面是比较复杂的,你说的那些新的情况,是过去没有预见到的,你说的管制要现代化就是要应对我们面对的这些新情况,来调整这些管制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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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甄言 文铮 嘉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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