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独变讲独 亢奋过后的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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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10 07:40:05

港媒发文指,港独派模糊的愿景,确确实实填补了年轻人渴望改变的图画,加上中央和特区政府强硬“禁独”,独派很快就取得阶段性“胜利”。
 

近日,香港中文大学民主墙现“港独”海报的风波,仍非消退(图源:多维记者/摄)

“香港01”发表文章称,鲁迅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只是,如果走着走着,就发现是条“倔头路”,再往前走或会泥足深陷,那么,是否应该打回头?

“不会!我一定不会返转头!”支持港独的中学生组织“学生动源”召集人钟翰林坦言。目前,整个独派都陷入了“口号式”抗争的困局,“大家都找不到出路,知道好多方法都行不通”,但他还是选择继续走下去,因为已经“洗湿个头”。他认为,就算当下放弃港独,也难保当局不会秋后算帐,“就像人大可以用今日释的法,追究昨日宣的誓一样。”

这名17岁的中五生,经常陷入关于“将来”的思考漩涡,他想的不是明年的文凭试该如何准备,或者大学联招该如何填写,而是万一因宣扬港独被拘捕,“究竟应该学旺角事件那个被控暴动罪的17岁女仔(李倩怡)流亡台湾,还是像梁天琦一样留在香港接受审判甚至入狱?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没自由的话,就什么都做不了。”

那种倔强不甘又前路茫茫的感觉,同样出现在相信港独是出路的20岁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黄政锝身上。“现阶段我也不知道如何走下去……不知道怎样达致独立……不知道哪一条才是对香港最好的路……”他不知道的,还包括自己毕业后的职业前途,“以前想过要做老师,但现在应该没有学校愿意聘用我了”,不过,他说他仍会往前走,因为以他“现在的身位,不能退了”。

“你们自己愿意付出代价是一回事,问题是,全香港人都要和你们一起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前公民党党员、现任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隔空回应:“最即时的代价,可能是缩窄自由空间,再远一点的,就是流血冲突和镇压,会死人的!他们有什么本钱?最终受害的都是我们!”他还提醒,切勿以欧美的民主意识去理解中国的共产政权,也别有任何幻想。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兼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则以“三不要”作警告,即不要低估中央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决心、不要低估中央落实一国两制的坚持、不要低估中央拥有的实权,“否则‘五十年不变’很快就玩完”。他边说边敲桌子,振振有词:“在处理港独时,中央有权做很多事,例如替香港立法、对特首发出中央命令、将全国性法律移入香港等等!”

四人的访问仿佛折射出当下香港的光景,这一端进退不得,另一端穷追不舍,双方你来我往,互相呼吁对方理性“讲独”,可惜讲来讲去都没能交集。而绝大部分夹在两端中间的香港人,就像活在平行时空当中,对港独争议袖手旁观,诠释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但是,今天谁也不能独善其身了。当年轻人为此付出代价,当社会因而耗费光阴,我们不是应该更负责任地去认识港独的本质、让其难以立足的道理愈辩愈明、继而为香港寻找出路吗?

潮流兴撑独?

钟翰林的政治启蒙源自2012年反国教事件,黄政锝则因2014年雨伞运动开始关心政治。他们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有感中央干预香港事务令港人权益受损,故选择跳出一国两制框架,走上撑独之路。“非一即二”的思维,的确是人们最直接的想法,但也最容易陷入“二元对立”的盲点,忘记“一”和“二”之间的其他可能。正如记者问,当一国两制的落实能符合港人期望、政府向市民负责、民生等问题得到解决,他们是否仍然坚持港独时,两人都斩钉截铁地认定,“这不可能发生,因为中共不可信。”

在刘兆佳看来,这样的选择建基于情绪的宣泄而非理性的决定。就如年长者的惯用口吻,他说他理解,这是年轻人对生活不满、对前景堪忧,以及对权威的逆反心态。但黄政锝却认为,他们是情绪和理智并存,而情绪亦不全是负面,更重要的是对香港的独特归属感。“正是因为这种情感的驱使,才会令我们想为香港找最好的路,我们也经常举办论坛、读书会,理性地讨论、畅想这条路该怎么走。”

情感的确是理性的发端,但理性却是按“现实原则”操作,懂得知危而慎行,当情感遇上理性时,或许就有理说不清了。不过,也有一部分年轻人,有另类的撑独原因。

“其实不怕讲,以前有些低质的成员,以为支持港独就‘好威、好型’,他们跟同学说自己撑港独,人家就觉得他‘好劲、好犀利’。”钟翰林承认,去年港独思潮气势如虹,的确有部分年轻人把支持港独当成潮流,但未有深究相关论述,现时正值港独低潮,那些人都走光了。去年4月,他和另外三名中学生创办“学生动源”,整个暑假都摆街站派港独传单,高峰时期有60名成员;一年过去,那三名创会成员都辞任召集人,活跃成员只剩下20多个。

他们崭露头角时,不但有传媒追访,更有蓝丝阿伯挑机,但如今他们几乎不摆街站了,因为已无人理会。“那套宣传方式,没有什么成果了,学生连基本兴趣都没有,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钟翰林说,有成员因而灰心离场,但令更多人丧气的,是整个港独阵营内讧分裂,“个别政治领袖不时因私人理由争吵对骂,外人会觉得很难看、很儿戏。”至于离任的召集人,有人要专心学业,有人怕家人在内地的生意受累,也有人看不到港独的出路。

钟翰林是独派中的“大和解派”,他曾于去年新东补选期间自发为本土民主前线助选,此前更曾寻求加入“学民思潮”无果,又试过因信奉热血公民理念而成为义工,连后来撰写的“学生动源”首份政纲,也沿用其提倡的“全民制宪、重新立约”。

谁制造港独?

香港目前主要有六个主张港独的组织,包括热血公民(2012)、香港独立党(2014)、本土民主前线(2015)、青年新政(2015)、香港民族党(2016),以及归英独立联盟(2016)。它们的论述大同小异,一方面认为香港有独特的历史轨迹,但回归后饱受中国文化及政治“侵略”致令本土核心价值削弱,故主张确立香港民族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他们狙击提倡“民主回归”的泛民主派,批评其多年“和理非非”的抗争无力抵御中央干预,令民主发展停滞不前,故提出勇武抗争使香港脱离中国统治独立成国,以达致完全民主。

钟翰林和黄政锝的说法,与上述流派相似。“香港人受单一教育,觉得自己天生就是中国人,这正是一种谬论,令他们走不出思想困境。”黄政锝认为,部分港人对民主认知有偏差,甘心受制于中国:“这很难有进一步讨论,你连法治都不知道,我怎么跟你说法治受冲击?”他还说,希望大家认识民主,放下成见,做到真正理性对话。 

暂不论独派论述的真伪,单是其所用的解构与重构的文化对抗策略、以“学术词汇”堆砌论述的包装手法、“非独即错”的标签效应、脱离现实的政治想像等等,港人都需要慎思明辨。然而,独派模糊的愿景,确确实实填补了年轻人渴望改变的图画,加上中央和特区政府强硬“禁独”,独派很快就取得阶段性“胜利”。

首先是抢占传媒版面,提升社会关注程度。在港英时期,港独根本没人在意,至回归后的1998年,全港也只有五篇略略提及港独的评论文章,其中四篇刊于《文汇报》;不过,近年相关报道呈几何级数飙升,由前特首梁振英上任前的191篇,激增至去年的1.7万篇。刘兆佳就笑言,港独是经过梁振英才得以宣扬,若不是他在2015年的施政报告点名批评香港大学《学苑》的《香港民族命运自决》及《香港民族论》,“何来那么多人看《学苑》?”

其次是凝聚民气和向心力。根据中文大学2016年7月发布的民调结果,整体有17.4%受访者支持港独,在15至24岁群组中,有高达四成支持率。及后多名港独人士相继被选举管理委员会取消立法会参选资格,香港民族党于8月初发起集会,宣称有万人出席;数天后《学苑》发布校内民调,有逾六成港大生赞成港独,其中有31%受访者支持武装革命。到9月立法会选举,有港独倾向的候选人合共取得24.5万票,得票率为10.88%,其中热血公民郑松泰,以及青年新政梁颂恒和游蕙祯,更破天荒赢得三席,整个阵营亢奋不已,以为踏上港独的康庄大道。 

港独独不了

亢奋过后,是人大释法以及梁游被取消议员资格。除了面对支持者流失,方寸大乱的独派还须回答对连串关于实际行动纲领的问题:有什么条件、用什么理据、以什么途径独立?

“我也不知道哪一条路对香港才是最好的,我知道港独会有很多问题,但这并不代表它不可行。”黄政锝以“民族自决”为例,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当香港人可以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是一个有别于中国的独特民族时,就自然会享有自己决定香港政治地位的权力。

这类“天生有权”的说法,很受独派追捧,姑勿论香港究竟能否被确立为一个民族,单是关于他们对自决权法理基础理解,就存在很大盲点,甚至是以偏概全。首先,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一条,“All peoples have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即“所有人民(中国入联前译本为‘民族’)都有自决权”,国际法学者一般认为此处的“人民”并不只代表“民族”,而香港大学法律法学前院长陈文敏亦指出,除了“人民”须符合种族、历史、语言、文化等条件之外,有关“自决权”亦必须是有一定人数的诉求,鉴于主张港独者只是极少数,故称不上“人民”,亦难享有关权利。

其次,根据“自决”概念确立成为国际法的历程,有关权利必须符合“尊重主权国领土完整”的基本原则,方能更好地规范国际关系,防止国与国之间的非法侵占。因此,国际社会面对涉及分离主权的“自决”运动时,一般都是采取极为保守的态度。根据时事评论员王慧麟去年撰文所示,英国于1976年确认两项人权公约时,原则上香港也享有相关权利,但当时英国同时向联合国签发声明,要求香港的“自决权”必须符合联合国宪章内有关“领土完整”及“逐步发展自治”的条文,因此,香港人的“自决权”是不完整的。

第三,“自决权”一般分为“内部自决”和“外部自决”,前者是指在现存国家框架内追求有关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发展,可以理解为非独立的自治;后者则涉及地区的政治地位、主权国的领土等改变。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地区倘要透过“自决”谋求独立,通常必须符合以下其中一种特殊情况:(1)殖民地;(2)被外国军事侵占;(3)遭主权国压迫;(4)主权国家全体人民决定。鉴于香港并不符合以上各种情况,故不享有藉此独立成国的“自决权”。

看不到出路?但打死不回头

至于确立香港成为民族的依据,黄政锝就相信,当一个族群对于一些事有独特记忆和认识时,就可以成为一个民族,例如以六四事件为例,香港人与中国人的记忆就不尽相同,又或当提及狮子山精神时,中国人会觉得“香港人好捱得”,但年轻人则会认为“香港人只懂得去捱”。

这套简单的理论和逻辑,只会引发更多的疑问 :究竟应该用多少事件的记忆,才能区分香港人与中国人?老一辈和少一辈、荃湾人和柴湾人、山顶住户和深水埗住户等,对于不同的事件可能也有着不同的记忆和认识,是否也应该独立成族?中国的56个民族、30多个省市自治区是否也要独立?只是,当一个地区的不同种族和人民都独立成国,国家还有什么存在意义?

再说香港独立后的处境,食水及粮食等问题事小,届时面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周边国家的武力威胁、国际社会的外交孤立等,必然会影响其国际地位、重挫其经济表现,那会是一个比现在还好的香港吗?

“我认同,我们到时有很大机会要面对这些困境,正如有很多国家从独裁转向民主时,反而要面对党派斗争,令社会不稳定,所以,没有人说过,转成民主或者独立,就一定是好好的路。”黄政锝坦言,目前香港人最想要的并不一定是独立,而是“想在自己的地方,可以自己话事,拥有真真正正的民主”,因为没有东西比自己可以影响政府更重要,所以即使预见独立之路困难重重,他也会继续。

钟翰林同样迷惘。“整个独派都没有明确的独立路线,因为大家都看不到出路。有些人提出武装革命、民族自决、外国介入等方法,但我们心知肚明,究竟是否行得通,所以我们不像个别组织,不会大大声声地鼓吹那些方法,那是宣传伎俩,但我们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钟翰林无奈地说,“其他独派可能会骂我们说‘不知道’。”但他正是因为种种的不知道,所以更想动员支持者走在一起,思考港独前路。记者问,既然发现此路不通,为何还不往回走?“不!跟泛民那条路更加是死路!”钟翰林批评泛民未能维护港人民主,所以说什么他也不会回头。

谁害怕港独?

中文大学今年6月再次发布港独民调,整体支持率比去年减少6个百分点至11.4%,而15至24岁群组的支持率,更由40%下跌至15%。有人认为打击港独有成效,但中央仍然不放心。汤家骅认为,即使港独支持比率大幅下降,但仍有逾一成人撑独,故不足以令中央安心。他去年4月率领“民主思路”访京时,曾花了整天时间,与20多位新晋北京法律学者激辩港独,他们不但持有非常强硬的立场,而且对中央政府很有影响力,“大到香港人根本无法想像”。

刘兆佳透露,在港独思潮崛起之前的2010年本土主义萌芽时期,他根本不当一回事,认为港独只是讲讲而已,但到内地开会时,就有不少学者提醒他,指有关事件“值得重视、值得研究”,当时他还反劝学者不必过度忧虑,但如今他不敢再掉以轻心了。

刘兆佳解释,他们的焦虑主因有三:首先,近代中国遭列强入侵致主权沦丧,很多中国人对这惨痛经历记忆犹新,故对国家分裂尤其敏感;其次,自1990年代起,内地推行爱国教育、毋忘国耻教育,突显民族主义,加上中国近年晋身世界列强,引发民族自豪感,情感上更难接受香港从中国分离出去;其三,对内地人而言,一国两制已经充分照顾了香港人的需要、让港人保留有别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即中央已经优待香港,故认为香港也不应挑战中央权威;最后,中国当前正值崛起之际,但面对地区分离主义威胁和美日军事联盟制压,形势尤其危险,因此更加不容香港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基地。

上月开学之初的“校园港独标语风波”,正正再次触动了中央的神经,除了十间大学校长联署反对港独之外,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新任中联办主任王志民,以及调任港澳办主任的张晓明,都在公开场合重申中央政府和全体国民都对港独零容忍。刘兆佳担心,如果校园不能自行处理港独、禁止宣扬港独,不排除包括中央在内的各种势力,都会进入院校以各种手段与港独斗争。他否认这种斗争会加剧社会撕裂,因为大多数港人都不赞成港独,所以“不是50对50的撕裂,而是99对1的撕裂”,反而有助香港团结。

刘兆佳又指,若宣扬港独不受控制地在院校蔓延,相信中央或有关人士会出手,做到“精准打压”。对于有人批评,中央近年对港政策愈趋强硬,而打压港独的“龙门”亦任搬,刘兆佳认为,中央只是修正了过去放任自流的做法,重夺一国两制的话语权,并将其实践重新纳入邓小平的构思轨道。至于港独的底线究竟何在,刘兆佳称,底线永远不会固定,而是会随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主张港独人士进一步以实际行动挑动中央,届时中央就不会客气了。

“为什么我们要害怕?很多人怕得罪共产党,所以不敢讲港独,但你今天怕讲港独,明天就会怕讲民主自由,直至你什么都不敢讲,中共就不再当你是威胁。”黄政锝说,对于应该做的事,不管要付出多大代价,也会照做,哪怕香港的自由会因而收窄、哪怕可能会触发《基本法》第23条立法、哪怕全港大部分市民都不支持香港独立。他笑言,虽然有生之年应该未必可以见到香港独立的一天,但他起码有尝试为下一代创造独立的环境,因为“历史教我们要这样走下去”。

然而,历史还告诉我们,就算是流血冲突,也未必可以换来美好明天,更何况这只是想像中的“美好”。

编辑: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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