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更需“领导者”:有感于林郑施政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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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12 00:50:34

推动范式转移从不容易,但不能达成范式转移,香港也无从谈论施政新思维,没有真正的施政新思维,也就不可能确切提出施政新愿景,也不可能针对性解决旧顽疾。我们今日需要的施政范式转移,首在执者重新认识自我定位,次在以之为根据,重整政府与社会不同持份者的关系,从而谋求在内、对外都能本着社会上最大利益为依归,推动变革。可惜的是,林郑月娥的首份施政报告在这两方面均乏善足陈。

林郑在施政报告中表示:我在竞选时提出政府应扮演“服务提供者”和“监管者”以外的新角色,社会普遍认同。在负起“促成者”的角色时,政府应高瞻远瞩,以政策目标为依归,更好地检视现行的政策和措施,为各行各业“拆墙松绑”,大力统筹和促进跨部门合作,尽量提供“一站式”咨询或服务,为社会谋求更大的效益。此外,政府官员应更重视作为“推广者”的角色,加强特区与内地和海外联系、提升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都会的地位、吸引内地和海外企业及人才落户香港,并积极联同相关机构和业界代表,进行“政府对政府”的对接或游说工作,拓展香港对外事务。我在上任后出访9次,正正是以身作则,做良好示范。

不论是“服务提供者”、“监管者”、“促成者”,还是“推广者”,通通都不是政府最应担当的⻆色——“领导者”。所谓领导者,须在社会关键问题上提出清晰的大方向,绝对不能含糊其词。林郑说政府是服务提供者,但在服务谁?说政府是监管者,监管谁?说是促成者,成谁之美?说是推广者,推广谁的利益、价值、信念?作为领导者,就是要一一把这些问题说清楚,不单要向贫苦大众说清楚,更要向社会的既得利益者说清楚。

林郑月娥早前已公布任内首份施政报告,房屋政策是施政重点之一(图源:Reuters)

把理念说清楚,认清自己的角色,才能果断行动:有碍社会整体利益的尽早清除,有利的全力引导、催促实现。这些行动背后的主体性不能有所偏移——就是不受既得利益者的反对所左右,否则“积极有为”四字只能流于空言。林郑意识到公务员的能力出现问题,要统一培训、成立公务员学院,但她更须意识到的,是政府高层官员欠缺领袖意识,也要找个方式成立“政治领袖学院”,解决这个核心问题,真正做到大有为施政。

自我定位不清,容易令政治领袖在处理与其他持份者、特别是富、贵者的关系时,容易进退失据,施政议而不决。以广受社会关注的“港人首次置业先导计划”为例,这本属不必存在的项目,只要政府具魄力动用《收回土地条例》收回发展商用作投机的闲置土地,又或彻底解决棕地问题,即可取回大量土地以令市民真正安居。公营房屋供应充足,甚至足令普罗市民都有权选择置业还是住在公屋时,夹心阶层在如此健康的市场中大概不会有什么置业困难,也就毋须政府“资助”。然而,受捆绑于所谓的尊重自由市场原则,林郑在提到土地与房屋问题时,两次提及“自由市场经济”,甚至引以自傲,根本无意认清这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只是受资本家扭曲的“放任自由”,更屈膝卑躬地哀求大地产商合作“帮助”中产,似乎完全忘掉中产置业困难的本因在于私人地产商的贪得无厌。政府不但不协助中产根本性摆脱地产商剥削,反而倒过来协助地产商制造“楼奴”,这完全反映出政府忘记自己作为社会领袖、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职责。

有观点认为,林郑在《施政报告》中以主推民生政策为自身执政拿分,而在政治上却几乎交了白卷(图源:Reuters)

对内尚且如此,对外则更不可能期待林郑能妥善处理国家规划层面的事宜、为香港在当中找到适切的发展定位。不出意料,林郑在施政报告中,在一带一路与大湾区发展等的长远规划上,只能交出数段具文,始终不能确切地说个然、说个所以然。这说明于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及香港在期间的定位,林郑及港府执政团队需更加努力。这样水平的施政报告,又怎能带来真正的“愿景”?

林郑无疑是个有志图新、有勇气魄力的政务官,但要解决香港当前的深层次矛盾,社会需要的不是一个政务官,而是一个真领袖。林郑要认识到自身的身份改变、社会的环境改变,从而确切地推动香港政府的施政范式转移,推倒过往受制于放任与扭曲市场、执行政策者的角色,建立具领袖意识的有效管治、推行能保障市民利益的市场经济体制,港人才可能真正“分享快乐”。

(本文转自香港01,2017年10月11日“01观点”栏目,略有编辑)

综编:王圣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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