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也被性侵”成为香港的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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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04 20:20:35

覆盖全球范围的社交媒体上,愈来愈多的女性正不断发布信息,以展示性侵犯和性骚扰的普遍程度。被广泛使用的贴文关键词“#MeToo#”(我也是),不但显示了她们也曾是此类不当行为的受害者,更由此掀起了一场社交媒体上打破沉默的反性侵运动。

由于话题得到了安娜•帕奎因(Anna Paquin)、劳拉•德雷福斯(Laura Dreyfuss)、嘎嘎小姐(Lady Gaga)等明星及体坛、文化界众多名人的参与和推广效应的发酵,社交媒体成为了提供女性讨论自身经历的一个受到鼓舞的平台——特别是在好莱坞可以定人生死的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在过去30年来的性侵暴行见诸媒体之际,对比美国的娱乐圈和狗仔队却对此沉默了漫长的30多年,这犹如向世界扔了一个舆论炸弹。

大人物韦恩斯坦的性侵事件,折射了好莱坞生态环境中的某种悲哀现实(图源:VCG)

伴随“#MeToo#”在欧美国家影响力不断扩大,亚洲地区亦开始浮现相同效应。女子跨栏运动员吕丽瑶成为首名响应“#MeToo#”话题的香港名人,其公开自己十年前、也即13岁时受到教练性侵的经历,在香港社会引起广泛回响。

吕丽瑶的这次自我揭示,在得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为其勇气盛赞,并表示已责成警务处高官跟进事件后,进一步触发了“#MeToo#”运动在香港社会爆发。继吕丽瑶之后,香港赛马会已公开证实,有青少年马术队成员曾遭遇性骚扰,并声明已经解雇曾使用“不当用语”的骑术教练。

吕丽瑶的发声虽获得社交媒体上不少留言赞赏,但亦引来质疑之声。不少网民质疑为何吕丽瑶至今仍只是公开作出单方面的言论指控,而不是在时隔数年前的事发时,去报警追究加害者的行为,似乎渲染与炒作的动机成分更多,并认为这样只会对当事另一方造成“未审先判”的效果和声誉伤害——而事实上,这种影响正在生成。

在香港,对于反性侵活动的高调,往往需要承受的质疑非常多。而一些香港女性在这场社交网络风潮中的“勇气”表现,也令到舆论开始关注这背后,究竟有无从自我揭示向“自我宣传”的变异。

已有观点比喻,一次单方面的指控,即可以令很多人成为像处在风暴漩涡中的韦恩斯坦,和被指控曾性侵男童的凯文•史派西(Kevin Spacey)一样,受到全民“公审”,而促成这些风暴般效果的操作,或许在现下,只需写下一段带有“#MeToo#”标签的文字,并且不需要拿出证据,甚至不需要曾去警局请求立案。

而这样做能带来的关注度是明显的。在西方名利场掀起的“#MeToo#”风潮,以未审先判决的后续效应给多名“加害者”造成了严重困扰,但似乎当初的受害者一方,到今却成为收获道德评价和声名鹊起的“获益”一方。强弱两方这种观感上的反转,在香港亦不鲜见。曾经公开自己遭遇性骚扰经历的女性政客杨雪盈,因为风波的发酵而为人熟识,但事后却被一些网络言论揶揄为是想透过渲染性骚扰事件,进行自我宣传,更被一些网民嘲讽“以后见到她要掉头走,以免被她诬告非礼”。

“#MeToo#”的此波盛行,还令人联想到那项名为“冰桶挑战”(ALS Ice Bucket Challenge)的活动。这项形式很简单,一个人弄一桶水,里面装满冰块,倾倒在挑战者的头上,然后,完成挑战的人提名他们认识的下一个人,去接受同样挑战的慈善活动,曾经突然在短时间内风靡全球和大中华地区。中国内地的一些演艺界、商界大腕乃至地方官员也纷纷参与,从演艺界的章子怡,到地产界巨头王石和任志强,媒体对冰桶挑战的报道已经铺天盖地,但这些挑战到底达到了什么目的,恐怕到今也经不住善举统计数据的核查。

“#MeToo#”的出现,显示了在男权仍相对主导的社会下,常规的性侵求助渠道的失效和指责文化的积弊深重,也印证了对于支援性侵受害者的制度及社会发展非常重要。但当“我也被性侵”的欧美文化成为香港网络运动甚至是社会文化的风潮,当那些女性不再沉默,更加不避讳将自己的伤痛曝露于众人的目光之下,为面对权势说出真相的声音而自豪时,隐藏在这些现象下尚未完全显露的负面效应,或许更值得被思索。

撰写:王圣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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