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风波:香港不懂北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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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选举管理委员会早前在宪报刊登公告,确定了立法会因“宣誓风波”而悬空的4个议席的补选安排,即将于明年3月11日举行,这与届时如期召开的中国全国人大及政协年会(“两会”)时间档重叠——后者将会是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最耀眼的政治盛事之一。

香港政府安排在“311”这个日子投票补选的决定,引起了这座城市中一些建制派政治人士的十分不满。例如,建制派第一大党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对此批评,选管会在选择补选日子时考虑了诸多因素,包括公共假期、租借场地、人员培训、学校考试等,但唯独没有考虑“国家传统”;香港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也表示,“两会”是中国大事,在决定补选日子时,选管会也应考虑“两会”会期是否合适的因素。

香港定于2018年3月11日为立法会处于空缺状态的部分议席举行补选(图源:新华社)

诚然,建制派的不满之音,除了有一贯作为治港机构方面“发声筒”的政治表达方式在内,更多原因或在于利益考量。“DQ”案过后,已有合共6名反对派议员因宣誓时的不忠表现,被司法裁决赶出议事厅外,也令建制派感受到这一时期议会内制衡力量缺失带来的畅爽,故渴望补选结果能维持这种利己一方的局势。

而反对派政治力量在经历连串政治波荡后,反弹之势亦正储备升温,因此届时这场选举将非常激烈,为揽夺这4个原先被反对派占据的议席,建制派的很多重量级人马必须留港压阵“督导”,可偏偏他们之中不少人亦兼任“两会”代表,到时必须赴北京出席会议,显现分身乏术。

但上述动机,却并不能全盘置否建制派在针对此事上一些观点的正确性。从机构属性上看,香港选管会中的重要分支机构——选举事务处即隶属于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系不折不扣地肩负有统筹及促进香港与中国内地更密切联系的职能作用。香港的行政决策机构平日虽热衷于强调拥有着“独立及非政治性”的职业价值观,但也不应将此作为自身政治敏感度缺失的借口与挡箭牌。选管会的独立性虽毋庸置疑,但还应思清适用的场合与层面,而非政治性更不能等同于毋需考虑国家的传统政治日程。

“311”话题之所以激荡香港舆论,不仅从侧面印证了在现下香港的政治精英阶层中,“不问国情”者仍然不在少数,也透露出部分港人思维与内地甚至是国家思维存在差异,网络空间上,过往每当提及“311”时,不少港人往往只联想到2011年3月11日于日本爆发的大地震及福岛核灾,却忽略了同一时期发生在国家首都政治生活中的“两会”大事。

刚刚过去的12月4日,系中国的国家宪法实施已经35周年的纪念日——而香港今年才首次举行“国家宪法日”。相关主题活动中,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重申了“《基本法》的一切效力和权威来源于宪法,否定宪法对特区的效力,就是否定《基本法》对特区的效力”。

“国家宪法日”宣传活动在港推广的背后,北京所寄予的意愿厚重。宪法教育能够强化港人的国家意识,辅助港人跨过身份认同困惑,利于香港尽快摆脱一叶障目的迷茫气氛,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邓小平时代给予香港的“一国两制”运行方案,已在这座回归20年、至今仍享有较内地更多自治权的城市,于各个领域被不同程度歪解或扭曲。香港当局决定在“311”进行补选,即显示出这种对“一国两制”中“一国”的考虑和拿捏不足。

香港虽并不适用社会主义制度,也因此较内地城市有着独到的城市主体特质,但无碍它同样需要认同作为国家主体的中国体制,其所依照宪法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也需要尊重宪法规定执政党中共的运作制度及传统——这一点,不可不察。

撰写:王圣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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