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盛转衰的政治抗争 找不回“初心”的香港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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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香港近来能算得上风波的政治话题,则非社会各方都聚焦立法会议事规则修订的议案莫属。修改议事规则这场战役,泛民主派的表现可以比喻为以“拉布”救“拉布”,这个过程中,试图集结市民并与议会外扎营等观感上类似“小占中”的抗争手段,依实际效果来看,非但未对建制派构成政治舆论压力,且现场参与者寥寥的事实已说明,民意对此类充满戾气的斗争方式已不胜厌烦,更在一定程度佐证了,街头运动的行为艺术式操作已走上了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香港立法会近来因修订议事规则而掀起政治风暴(图源:新华社)

非建制议员们近来越趋极端的言行,已经让整个香港社会开始思索这背后的病理因素。而透过历史纵深可发现,过去数十年间,包含了香港回归前后的两个时间阶段在内,民主派的政治角色定位和自身演进形态,已然在这之中发生了质的变化。

香港议会制度设定之初,就是限制民主派,让他们无法控制议会,只能以反对派的角色,以否决来发挥予人观感公允的政治作用,这点正是港英政府及殖民主政客们的高明之处。而这些曾迫于民意需求的民主派社运者们,在挣扎数年后,最终选择以遵守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形象和方式进入议事堂时,也在无法自觉的客观环境下,“幸运”地因未有滑向极端、激进,而即使对改善民生实际贡献不多,也并未丢掉选票和公职饭碗。

但是,在此后激进化的10年中,泛民不但并没有达到他们所预期的能够完全扭转对本地现有宪制方略安排的不满之处,甚至是颠覆本地法理最具正当性的政治形态,反而在愈发高呼实行理想民主及施加道德感召的同时,越反使自身陷入现今衰落的局面。

过去10年的变化,可被视为香港民主政治操作方式旧有的做法受到挑战。愈来愈多团体、民众对泛民群体表现得不耐烦,认为要有所改变,但那些期望具体是些什么,其实社会各方也无法言明。但归根究底,这种指责的内在逻辑,无外乎包含于泛民内部过去10年出现的二个认知上的偏离,即其一在普选占优势下,泛民认为应该是有执政地位,或是控制议会;其二自从泛民内激进派抬头,影响了泛民主流愈来愈激进化,以为透过激进化可吸引多些群众支持,以迫使中央向自己让步,从而导致了今日的局面。

暂且不论泛民的反对者角色设定,以及香港不同于一般西方体制可执政的政治性质,本不应该幻想执政和控制议会,单是此类沿用国民教育、版权修订条例及医委会的抗争改革手段,迫使对方让步的方式,便足以将更多民意和选票向外推出。一个很好的例证,占领运动虽然激发了部份不参加政治的市民支持了占中主要成员,但同样地也激发了部分不理政治的市民,因不堪忍受运动的骚乱而反过来支持了建制派,甚至有部份温和的支持者改投建制,这对于泛民而言,是得还是失呢?

时间已经证明,一味的激进,泛民注定寻求不到大多数香港市民的支持,反而会自创机会让建制派收紧自身政治空间,那就不是明智的做法了,倒不如回归宪政内所容许的民主,做好反对者角色,并以社会运动的模式内外呼应,透过现存的机制,把有异议的民意带入议会,影响政府的施政,逐步改变现有体制——这才是泛民的本色和应有的“初心”。

撰写:王圣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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