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田飞龙:一地两检执拗背后的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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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灭权”“法治倒退”“划地”……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合作安排,虽然是既定动作的阶段性进展,但还是引发香港社会部分群体的激烈反弹。对此,多维记者专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博士,在他看来,此次一地两检产生的争议不仅仅是个案,更是三十年余来香港与内地“恩怨情仇”新的篇章。

一地两检在香港社会部分群体间引发了激烈的反弹(图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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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舆论层面对于一地两检反响非常强烈,不仅有元旦游行,也有全面灭权,大律师公会谓之最大倒退,也有论调说这是在为“23条立法铺路。你如何看一地两检及其引发的争议?

田飞龙:我本人没有预料到在人大常委会通过一地两检决定后香港社会有这样大的反弹。

因为一地两检是对香港老百姓有利的一项经济民生工程。考虑到内地经济发展形势,将香港接入内地高铁经济圈,能够让不仅仅是香港青年人,也包括香港老年人回乡、旅行和就业更为便利。另外,粤港澳大湾区的推动也需要交通基础设施的支撑。可以说,一地两检的开通意义甚至要大于港珠澳大桥的开通,毕竟大桥的承载量无法和高铁的运行相比。

就如林郑月娥所讲的那样,这些大律师们太过于精英心态。他们更多地是从自己单方面理解的香港高度自治和香港管辖权的完整,甚至想象中的“香港自治领土”完整的角度出发,而没有考虑香港经济与内地融合的实际需要,没有考虑香港中下阶层居民北上探亲、就业、旅行的需要。这是精英心态与大众生活的一种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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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的声音主要不是考虑它的经济合理性和民生需求,而是纠结是否能从基本法中找到依据。

田飞龙:在这个问题上需要一分为二地看。第一,基本法在上个世纪80年代构思时,当时的经济状态是香港先进,内地落后。一国两制设计的初衷是内地学习香港,因此没有考虑到香港也有需求融入内地经济圈。因为香港本身属于亚洲四小龙,拥有着英国给它留下的西方的经济圈归属及其特点成就感。所以,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中没有超前预见到这种后出现的问题,没有提供已设计好的明确条款,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不能提供解决新问题的方法,为一地两检提供宪制合法性的空间。

一国两制中就包含着“两制”互动融合的初衷初心。这就要求,香港和中央在遇到新问题时互相提出自身的诉求,以协商民主和分阶段步骤的方式共同去完成工作。例如在一地两检中,首先是地方形成合作安排,然后中央去确认它的合理合法性,再回到本地形成具体的法律细节。正是因为单纯的自治权无法处理这样的事情,而中央也无法单方面说了算,所以需要多步骤完成。在这些步骤中,香港本地的民意和利益也能够得到体现。

第二,从具体的法律条文上也能找到合法性,而大律师对于基本法的解释过于机械和偏颇。

首先,对基本法的解释应该放到整个中国宪制框架中去理解,考虑到宪法是基本法的来源和基础。在基本法中去找条文解释需要从多个条文中进行体系化的解释。

中央决定案中指明,一地两检是合理的,而且是符合宪法和基本法的。基本法第七条关于土地使用权的条款,支持特区政府运用自治权为香港的整体福利与广东省签订合作安排。基本法第118和119条关于特区产业政策制定权的条文,特区应该创造条件和环境支持相关产业的发展,而交通运输业就是重要的一方面。香港不能仅仅重视海上交通,在经济新形势下,更要重视陆上交通和高铁交通。这些都说明基本法中有相关条款成为一地两检的依据。

撰写:元峰 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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