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观察:DQ周庭 真的是港府政治筛选权膨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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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场即将到来的、让香港选民决定由谁来填补立法议员席位空缺的选举中,香港政府取消了著名社会活动人士周庭的参选资格,原因是她所主张的“民主自决”,违背了拥护《基本法》的法律要求、以及中国对香港享有的主权。周庭被取消资格对其所在政党香港众志(Demosisto)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此前她的同事黄之锋和罗冠聪,已因参加2014年的占中运动、破坏了公共秩序进过监狱。

香港政府不批准参选人竞选资格的做法,在周庭和其同僚看来有违民主(图源:Reuters)

尽管周庭已经签署声言会拥护香港《基本法》的确认书——这在一些激进的反建制人士看来,完全无法接受——又指香港众志“从来不是主张香港独立的政党”,但她的竞选申请仍未能得到准许。周庭和她的同僚们不断疾呼,这样的判定结果使其基本政治权利被剥夺,是北京及香港政府对伞后一代的整体清算,而香港政府以及一些政治人物却认为,政治前途“自决”的诉求已含有否定“一国”成分,实为港独隐晦说法,为其鼓吹者不可能符合议员的政治素养。

DQ是“依法阻拦”,还是“违宪侵权”

那么,在周庭被DQ(Disqualified,取消資格)而掀起争议的巨浪中,问题的焦点便在于,一个社会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是否应该具有宪制层面的前设与约束?

通常而言,在普罗大众广泛理想化的民主概念中,无限制地对任何合乎基础条件选民开放的选举,应该是最接近“纯粹”民主的境界,舆情观点里亦有相当部分的群体,认可资格审查环节仅在于确认参选者自然人层面的条件,而对参选人的政治取向无权力过问。

但此类充满乌托邦式构想的极化选举场景,实际上只是一种更适于存活在真空中的无条件类法理模型,如若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能回到平等初态,也注定需要参选者无一例外地会是所在宪制秩序中的政治忠诚公民,来作为其限制性前设。

如此而言,余下尚存争论空间的,便只剩参选立法会议员的具体政治条件应有哪些条框了。如果从技术与准则的层面来看,香港立会议员的参选条件与此前触发政治风暴、被广泛关注的宣誓条件,大体上是同构的,也即当选者毫无疑义地须效忠香港特区及《基本法》给予的制度设定。

关于此点政治要求,事实上早已转化为《基本法》第104条的文字,且在中国最具权威的立法机构“全国人大”,于97回归后的第5次释法行为中,得到了表述的具体化。而在这一最新裁定中,香港活动人士被要求的政治忠诚度,不再是只流于应付法律程序需要的形式化姿态,也应以先前预防和全程检视的时间维度,确保公职人员在参选或任命过程中,相符于实质条件--这在彼时已经意味着,今后香港立法会议员就有可能会因倡导自决,或者从事违背入职誓词的行为,不获接受乃至遭到起诉。

从《基本法》到北京发布的司法解释,到今已经初步建构了香港选举及宣誓事务中的基本秩序,其所针对者,恰是本土思潮导向下,欲意排斥“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约束的前途自决系及港独系。周庭是次被拒于门外,可以视作香港本土化青年群体与“一国两制”下司法秩序之间的一次法律实测,由此使得香港的选举法治更加明晰及具有确定性。

应须知悉的是,周庭并不是唯一无缘立法会的人,事实上,已有一批政治人士因反对中央政府对香港的任何管理,而被禁止争取或担任公职。如果说,彼时梁天琦、游蕙祯、梁颂恒等毫不遮掩倡导香港独立的政治人士的际遇,是对港独派系的一次明确划线,那么到今,周庭、罗冠聪、刘颕匡的政治命运,即是给自决命题的最新校准。

当取消周庭的立法会补选参选资格后,香港政府批准了曾失去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姚松炎参选,因此在分析声音的理解中,香港政府是宁愿让不支持港独、但言行上曾有过失准的温和民主派当选,也不准许激进分离主义者进到议会--这显示了在《基本法》护佑下,香港本就异常对立、严酷的政治生态中,DQ予谁的意义,更多在于其示范和威慑效应,服务于修正、转化、防范一定制度容忍之外的可能隐患,而不在于如一些政治清算论般逻辑阴晦。

撰写:王圣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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