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观察:从“口号治港”到“依法治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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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04 23:11:10

在2018年“两会”政治季被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总结了过去五年的港澳工作,但字里行间没再提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词汇。无独有偶,刚刚卸任的前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其任期尾声为政协会议开幕时所做的报告中,更是只字不提“一国两制”以及“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等字眼,这些细节变化引起香港舆论关注,并且纷纷猜测是否北京要将这些权力收回。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此前在一份重要的报告中,未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以往常被使用的字眼,一度引发香港社会议论(图源:Reuters)

因为以往讨论香港问题时,“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等词语总是被不断提及,甚至于会从这些词汇展开论述。今次不同以往的新提法,在香港留下了很多解读空间,而这更多源于一些香港人的“恐共”情结和对香港前途的不明确性,更是不了解中共治港风格的转变。北京虽未提及“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等口号,却强调了更关键的“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而后者恰恰是对“港人治港”最具效力的刚性规定。这其实折射了北京治港正日益从过去的政治口号治港,转向依法治港。

彼时的政治口号治港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政治口号之所以被格外重视,是有其时代背景的。20年前英国把香港归还中国时,一些英国政客和一部分香港人曾认为,繁荣、现代、国际化、享有普通法系保护的香港,或将因这个门口站着的庞大巨人,而令其一切与众不同的特质迅速消失,但如今的事实是,它作为亚洲管理最佳城市之一的名声,仍得以保持。

“一国两制”这项承诺给予香港高度自治权的制度,原本在其设计者邓小平的基本构思中,代表着在主权明确的情况下,透过政治制度安排,赋予香港特殊的地位,在回归后继续以资本主义都会的角色,来贡献内地的经济发展。这契合了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的延续诉求,而《基本法》中关于司法独立、社会自由等安排,也本是为了让资本主义在这些配件下继续茁壮成长。

而在香港回归之初,陆港之间虽然时有摩擦,一些领域的矛盾还不时尖锐。但总体上讲,那个时候,这些都尚未成为非常紧要的问题。北京的中央政府在香港回归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对于香港事务都是采取“井水不犯河水”式的基本不干预政策,诸如很多关于社会和经济类的大事务的决策,北京都是绝少干预的。

另一方面,彼时期内地的改革开放进程还算是刚刚起步,其法制观念还相对滞后,对于法治这个工具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从根本上仍欠缺深刻的认知,更不清楚作为普通法系地区的香港,为何法治的作用对它竟然如此之大。

时而久之,只依靠“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彼时被广泛运用的政治口号,也给北京治港造成了一系列问题。“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语概括了香港所享的特殊自由权限,也似乎是“一国两制”模式予世界观感中的一个亮点,但它在现实实践中,却更似一种从政治治理框架中走出来的精神方向,或是一个可被随意解读、定位、运用的政治口号,其政治属性可谓是模糊、空泛又难被量化的。政治口号是一个较为模糊、粗糙的说法,这对到目前还没来得及完全走出“解殖”过程的香港来说,纯粹依靠前者是有风险的。

而现代治理又是一件非常精细化的事情,用政治口号治港,自然会造成陆港两地权力边界不清晰、各说各话。更严重的是,由于香港奉行普通法,法律在城市治理的角色非常关键,甚至于社会形态仍带有一定程度的“司法主导”色彩,所以政治口号治港,难以避免地会让一些香港泛民主派和本土力量借由普通法之名,不断削弱乃至弱化北京中央政府的管制权威。某种程度上,2014年占领运动之后一段时间内,香港冒现的威胁“一国两制”的本土自决和港独思潮,即与北京曾经过于倚重政治口号治港不无关系。

撰写:王圣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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