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斗争到大和解 香港进入“二次回归”新周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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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韩正主管港澳事务棋子落定,北京治港思路也进入了新阶段。而不久前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去斗争性的表态,以及中港在科技创新领域的融合,也无不在佐证着从斗争到大和解的转变。

为了进一步释疑解惑,多维新闻专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在田飞龙看来,中央治港的新共识已逐步形成,聚焦于依法治港和有序融合,通过将香港更加全面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发展大局,促成一种类似“二次回归”的、“一国两制”范畴内的国家建构及其制度化。以下为访谈下篇。

在中联办主任位置上,张晓明的斗争性不断被外界质疑与批评(图源:新华社)

多维:就在习近平表态支持香港科创以及致信的同一天,香港科技大学发表大湾区创新科技发展报告,指本港竞争优势正迅速消失,而特区政府“放任”政策不再合时,应积极透过政策带动创科发展。被问及香港需否等待国家出手驱动创科发展时,加盟科大的张炳良表示,“我不赞成等人(中央)给我们框架,我们才去做,这不是香港精神。”

你怎么看报告对于港府“放任”政策的指控?又如何理解“根本不需要等待国家政策”的言论?

田飞龙:港府“放任”政策来源于港英时期新自由主义管治哲学,强调市场优先,政府只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这是与香港当时所处的大英帝国全球自由贸易秩序及香港的自由港地位相适应的。有英国的决策保障,当时的香港管治自然可以“放任”,不仅“放任”市场,也放任殖民者的高层决策,而香港人只需要利用好这一自由贸易体系的机会及制度便利即可。这种历史上的“放任”政策促成了香港的“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从而为港府所信任及延续,亦为港府内部之保守取向的公务员所一致维护。

但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管治哲学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已无法有效促进经济繁荣与社会公平,对香港在九七回归后面临的贫富分化、产业滞后、与国家经济体融合不足、创新科技政策支持不力等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此,从梁振英时代开始,港府已有检讨“放任”政策并提出“有所作为”,创新科技局及其政策推动也在这一时期起步,但港府之“萧规曹随”的保守惯性很强,新自由主义在管治团队及一般精英心目中仍具有极强的吸引力,故转型并不容易。

此次科大的报告批评港府之“放任”属于合理定位,对港府施政改革应有帮助和促进。与港府“放任”相比,国家在政策推动创新科技方面可谓历史悠久,经验丰富,此次习近平回信反映出中央对香港管治及香港发展的积极期待。

张炳良的“香港精神论”是有道理的,符合香港人的自主奋斗及“狮子山精神”的实质。国家的政策引导只是提供大的机遇和框架,但具体如何行动及抓住机会,不可能是国家手把手地教,还必须香港主动思考和对接。

面对“一带一路”及粤港澳大湾区之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以及香港经济自身日益紧迫的转型升级需求,在中央宏观的战略及政策框架内,香港人的首创与自主奋斗精神应当再次焕发,产业精英及青年世代应当率先投身其中,为“一国两制”继续惠港惠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多维:你提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事实上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日前在川港合作会议首次会议发表讲话,也借“分享最近中央领导同志在谈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和港珠澳大桥建设等内地与港澳交流合作事项时所强调的一些指示精神”,谈到了中共十九大后治港策略的主旋律,以及很香港的议题——香港与内地政府部门可以怎样推进事务合作。

从原来的“斗争性”到今次更强调“事务合作”、“交流合作”,香港发展某种程度上也进入了新周期。而且这样的“合作”,不能只是过往总体性的经济发展,也必须惠及普罗大众。在你看来,为了达至“大和解”的目的,港府以及中央政策应该着力从哪些方面努力?


田飞龙:后占中时期,中央治港的新共识已逐步形成,聚焦于依法治港和有序融合,通过将香港更加全面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发展大局,促成一种类似“二次回归”的、“一国两制”范畴内的国家建构及其制度化。“融入式发展”成为国家推动内地与香港互动整合的基本思路。川港合作及更多类似的地区间对等合作,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治港新思路。“融合”于国家是此次“大和解”的根本要义。通过这样的融合式发展,中央确信既往局限于香港本地的一系列政治冲突、法理对抗、社会不公及发展受阻的重重难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这里的“合作”当然是普遍吸引和惠及香港各阶层的“大合作”,而不是既往较多局限于工商阶层的合作。

为推动香港与内地的融合式发展,港府应当:第一,结构性调整“放任”政策,追求“有所作为”,盯住国家发展战略寻求契合的;第二,对大学及研究机构的资助突出创新科技取向,支持本港研究与产业创新和国家战略具体对接;第三,设立专门的基金及奖学金支持香港青年学生投入创新科技研习及创业;第四,在大湾区规划及实施中突出香港创新科技优势及其转化,巧用大湾区资源和政策实现香港创新科技产业走出去及融进去;第五,推动更多的与国家及内地的创新科技基地建设及项目联合研究。

中央应当:第一,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及融入式发展总体政策方向,信任香港,帮助香港走出过度政治化陷阱,助其恢复信心;第二,更全面推动香港居民在内地的“同等待遇”,使其产生具体可感的融入感及国民认同,激发其创造与奉献热情;第三,国家在内地就业、就学、创业等方面更多支持有创新科技取向的香港居民;第四,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主要抓手,做好中央层面的规划、政策支持及对香港融入式发展的地区机制协调。

总体上,通过继续发挥香港制度与专业优势及在新时代战略性推动香港的融入式发展,有望实现香港经济社会的二次腾飞,以及赋予“一国两制”以更大更深刻的制度信心和实践内涵。

撰写: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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