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斗争到和解 香港进入“二次回归”新周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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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05 09:29:43

香港的问题和矛盾一直延续了习近平十八大上台,即便这位强势领导在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之时就兼任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可以说深谙香港事务,但在上台前两年,依然还是延续了江胡时代的治港策略。所以在由习近平起草的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对于港澳事务的表述,还是一贯的调门,比如许诺“中央政府将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坚定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也强调“必须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

可是当2014年打着“反对双普选、我要真民主”口号的“占中”运动爆发,尤其是香港警方在时任特首梁振英的授意下不由分说将87枚催泪弹丢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中共政治局常委不得不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事情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那一刻开始,北京意识到香港不能继续折腾下去,香港的二次回归也就是人心回归已经是迫在眉睫。

习近平去年访港,已经释放了治港的明确信号(图源:Reuters)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尤其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冲突轮番袭来,不仅使得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心结越拉越紧,而且不可弥合的矛盾也进一步加深。香港的问题和矛盾是什么?习近平在去年七一访港讲话中,已经给出了答案——“‘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香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制度还需完善,对国家历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传有待加强,社会在一些重大政治法律问题上还缺乏共识,经济发展也面临不少挑战,传统优势相对减弱,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住房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

面对这些问题和矛盾,香港怎么办?不是陷入“泛政治化”漩涡,人为制造对立、对抗,因为“香港虽有不错的家底,但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也面临很大的挑战,经不起折腾,经不起内耗。”在内部大镇反还是大和解的激烈辩论声中,习近平选择重拾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再一次划定“一国”底线和红线,透过香港政府坚决依法处罚了多批违法港独人士和政党,并以融合发展作为解决香港问题的第一要务,港珠澳大桥、粤港澳大湾区、广深港高铁,以及给港澳台在内地人士发放居住证等,正是为了兑现“融合发展”的承诺,因为在习近平看来,香港“发展”的一大前提,就是打破壁垒,与内地全面融合。

全面融合的支点,便是自2017年就已提上日程的粤港澳大湾区。短期来看,借助粤港澳大湾区,香港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年轻人就业问题,养老、教育、医疗等,都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虽然在这一过程中,香港也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定的政治成本和社会成本,毕竟有接触就会有问题和矛盾。可风物长宜放眼量,通过社会问题的纾解以及不断的融合互动,港人的身份认同、国家认同结构将会发生变化,比如逐渐打破原来局限于本土的认识框架,在大湾区这样浓缩的“一国两制”的示范区里去寻找新的身份,随着时间的积累,对于“湾区人”身份的认同就相当接近于认同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而这恰恰是“一国两制”健康运行的基础。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习近平作为中共第五代领导核心,既然预估到了全面融合可能带来的身份认同和人心回归,自然也预判到了这一过程中可能遭遇的挑战与冲突。毕竟回归20多年来,港人以往所安享的优越性不再,江胡时代“井水不犯河水”式的近乎“完全自治”状态也将一去不复返,这对多数港人来说,在充分享受全面融合带来的利益的同时,精神层面不失为一次彻底的“刮骨疗毒”与“拨乱反正”。疗的毒,是江胡时代“井水不犯河水”之下看似融洽实则埋下危机的政治虚拟感;拨的乱,则是对“一国两制”想当然的片面理解甚至一概否决,以及将香港与内地的文化与生活习惯之不同无限放大,甚至上升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之所以香港必须要经历这样一场“革新”,实现人心层面的“二次回归”,在于对习近平来说,既是为了“一国两制”的健康运行,又是因为今天香港之于中国的意义,不再是毛时代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也不是邓时代的“金融中心”,而是国家在充分理解香港角色与利益的条件下灵活安排宪制框架及提供战略机遇,进而逆“历史终结论”而行,实现自身的文明使命与政治抱负。

本文转载自《多维CN》月刊038期封面故事文章《从斗争到和解 香港进入“二次回归”新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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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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