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斗争到和解 香港进入“二次回归”新周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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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05 20:34:21

一边是中共最高层的大棋局,一边却是一些港人的犹疑、不安、徘拒甚至恐惧。港人所以不适,一方面是对于“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究竟是什么不甚理解,也不知道这与香港自身发展有什么关系,即便北京和传媒说的天花乱坠,港人还是无动于衷;另一方面也是担心香港的核心价值受到破坏。

正如《东方日报》曾撰文所写道的,“香港再不好,起码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不必担心‘被失踪’、‘被和谐’;香港官员再无能,起码不敢为非作歹,更不敢恐吓民众‘对着干没有好下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个天空,两种世界,港人不认同‘中国人’身份,又何足为奇。”

已经过去近30年的六四事件,依然是很多港人挥之不去的“心魔”(图源:多维记者/摄)

港人对于内地的不认同,可以举出无数个理由,何况在行动层面更是爆发过“驱蝗运动”,连“支那”这样的侮辱性表达都曾在立法会大行其道,但是不认同归不认同,究竟什么才是对香港好,港人心里应该有一杆秤。当包括香港前宗主国英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都在试图搭上中国经济发展便车发展自身时,手持着“优先票”的香港却选择了不上车,或是上了车之后主动跳车,这是为香港好吗?当香港被经济结构转型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束手束脚时,粤港澳大湾区打开了一扇窗、推开了一扇门,港府却表现出敷衍塞责的消极姿态,这是为香港好吗?

说到底,还是两个方面出了问题。一方面不少港人对于中共的认知依然停留于文革和“六四”时的专制、独裁印象,加之内地的不文明、落后较为普遍,比如幼童小便事件,故在他们眼里,融入内地不就等同于自降身段、“同流合污”吗?可实际上,改革开放和“六四”事件以来,内地尽管人治和专制残留尚未剔除干净,“六四”事件有待重新评价,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已上升为国策。

在此情况下,如果港人继续抱持着鸵鸟心态,对中共的认识不愿与时俱进,继续简单粗暴地扣帽子、抡棍子,那么注定无法被叫醒,香港也只会一再错过摆脱困局、二次腾飞的时机。

另一方面不少港人对于“一国两制”本身的理解产生了偏差,片面认为邓小平当年以“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本身就是对毛时代“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延续, 香港从头到尾都是“被利用”的角色。回归之初,作为“金融中心”的香港有着被利用的家底,今天内地经济强大了,香港也唯有坚守住“优越”文明与社会生活,不被内地的专制所同化,才算是相对完整和自主。

基于这样的心理预设,港人要么在邓小平当年的“承诺”里抠字眼,要么揪着静态的“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不放。久而久之,只有“两制”而没了“一国”,或者是为了“两制”宁愿牺牲掉“一国”,进而想当然地忽略了。邓小平当年提出“一国两制”,之所以宜粗不宜细,除了本身的历史局限性外,也是考虑到“一国两制”既是制度本体,同时也是一种制度的方法论。

比如“一地两检”,在框架没有提供明确规则与答案的时候,可以借助“一国两制”的方法,而不是具体的条文。如果港人理解了这一点,面对“一地两检”,就不至于不由分说扣上“全面灭权”、“法治倒退”、“划地”的帽子。

显然,港人抗拒的理由难以经得起推敲,是鸵鸟心态和意识形态在作祟。既然如此,是时候回归理性和务实,直面问题了。毕竟,摆在港人面前的,如今不管在经济民生上还是政治上,都困难重重。回归至今20余年,虽然相对优势下降后的香港仍然是一个耀眼的存在——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坚持法治、自由多元,可是耀眼的成绩单背后,具体到每一个个体,获得感并不成正比,港人的勤劳付出,并没有得到相应回报,在自由经济制度下,贫富悬殊越来越大,楼价飙升令市民分化为“有楼”和“无楼”,生产力增长缓慢。20年来,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升了约八成,但个人收入中位数,只是增长约六成而已。而且这样的不同比背后,是香港“世界第一”最长工时的现实。难怪有人感叹:内地人收入不及香港人,生活水平却好多了。

经济民生之外,政治层面的遗留问题更是充满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其中最为棘手的双峰议题,就是重启政改和23条立法。对于重启政改,自2015年政改方案被戏剧性否决之后,至今没有人愿意触及这个烫手的山芋,会否重启?如若重启是否依然遵循既定的8·31方案?如果重启本身无望,那么是否意味着香港距离《基本法》承诺的最终普选目标越来越远?

再是23条立法,自2003年引发港人剧烈反弹之后,至今没有下文,虽然时不时有人站出来呼吁,但还是无法最终落地。不过颇为讽刺的是,不管是否决政改方案,还是抵制23条立法,本身都是“一国两制”的体现,因为人们很难想象,内地任何一个地方政府可以如此理直气壮地对中央说不。

面对这样的经济民生困局,以及悬而未决的政制议题,香港并不是无路可走。只是在选择走老路还是走新路的过程中,需要林郑月娥带领的特区政府,在认清大势的前提下更加积极有为,如若还是沉迷于自由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以为任何形式和程度的“国家干预”都是对香港价值的损耗,故而对大湾区等利于香港发展的政策欲拒还迎,消极应对,则将重蹈梁振英时期的覆辙,错失又一次重振旗鼓的契机。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直至今天,林郑及其团队围绕大湾区的政策还没有落定,香港如何借着这股“东风”来解决经济民生困局,也没有给出清晰的路线图。如果说“一带一路”还只是“天边的馅饼”,距离香港有点远,也不是为香港量身打造,那么面对粤港澳大湾区,香港是绝对的主力,不能继续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一次回归之际主要的制度框架和功能的设定是受制于国际关系跟国家主权决断,香港人只是在适应回归框架。可是到了今天的二次回归新周期,港人应该有更多国家主人翁的身份意识,更多作为国家一份子的责任感去主动思考寻求改变。换言之,在“一国两制”的《基本法》之下,香港在回答二次回归过程中一些结构性政治性问题上有更多的主体责任,有更多的主动权。

本文转载自《多维CN》月刊038期封面故事文章《从斗争到和解 香港进入“二次回归”新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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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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