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斗争到和解 香港进入“二次回归”新周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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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深度和广度的“变革”,都不可能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完成的,香港的“二次回归”更是如此。不过,值得肯定的是,与“占中”以及其后一段时间的混乱相比,香港近两年的确变得和平了许多,“港独”的声音虽然时不时冒头,但在香港已经逐渐走向边缘化,很难再掀起什么狂风巨浪。9月24日,香港政府依照《社团条例》取缔一直以来主张香港独立的“民族党”,开了1997年回归以来的先河,香港主流民意的反应也是温和且理性。

牵牛要牵牛鼻子。要完成香港的二次回归,牵对“牛鼻子”很关键,具体来说,就是要香港的经济层面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对于这一矛盾,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2005年在北京接见时任香港特首曾荫权时,就首次提出过“需要解决”,但当时并没有具体阐释矛盾的性质与本质。

对北京和港府来说,只有反思“一次回归”才能完成“二次回归”(图源:Reuters)

时隔五年之后的十一届中国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记者会上,才给出了迟到的解释:第一,如何发挥已有的优势,继续保持和发展香港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的地位;第二,如何结合香港的特点发展优势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第三,要利用香港毗邻内地的优势,进一步加强香港与珠三角的联系。内地的广阔市场、内地经济的迅速发展是香港今后发展的潜力所在;第四,香港人民要包容共济、凝聚共识、团结一致,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香港今后不仅会在经济上还有很大的发展,而且还会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政治;第五,还有两点不要忽视,一是注重改善民生;二是发展教育。

说到底,还是发展。习近平在去年的七一讲话中,反复强调的,也是香港如何走出“泛政治化”的漩涡,进而将重心落定在发展与改善民生上。毕竟“少年希望快乐成长,青年希望施展才能,壮年希望事业有成,长者希望安度晚年,这都需要通过发展来实现。”根由在于,“发展是永恒的主题,是香港的立身之本,也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钥匙”。“当前,发展的任务更应聚焦。”

港府应该明白这些话的份量,因为不管是高铁还是大湾区或其它融合措施,对香港来说都是北京送来的一把把“钥匙”。在回归初期,为了照顾港人情绪,北京选择了无为而治,让香港自己找“钥匙”,可事实证明,放任的结果便是反复的混乱和内耗,以及港人对于“一国”与“两制”辩证关系的误读。而今北京给出一连串通过融合带动发展的“钥匙”,既是警示,也是希望。

当然,不得不承认的是,因应于“一国两制”本身,香港和内地在发展、融合过程中一直在小心翼翼处理一对对看似对立实则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共中央委员、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在十九大后的精神宣讲中,给出了困扰香港多年的“六对关系”,即:宪法和基本法的关系,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关系,融入国家和自身发展的关系,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的关系,“港事港办”、“港式思维”和“内地方式”、“北京思维”的关系,“一国”和“两制”的关系。

这六对关系,归根到底还是“一国”和“两制”的关系。香港与内地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发力点的融合过程中,首先需要厘清的,就是对于“一国”与“两制”的辩证思考。港人应该相信,一次回归21年后的今天提“二次回归”,并不是西方语境下所谓的“赤化”香港,也不是“一国一制”,让香港成为另一个上海或是深圳,而是以香港的发展作为轴心,继续夯实“一国两制”,让邓小平提出的这一制度构想更适应今天的香港,何况习近平在七一讲话中也承诺要“求大同、存大异”。

而且港人应该笃定,二次回归融入的,并不单单是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更是回到提供新的全球化框架的中国。如此一来,香港的角色将更加多元,也更加重要,因为既要成为地方性的区域,又要成为中国式全球化的一个独特战略杠杆和制度杠杆,更要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样本实验的驱动力。身兼这三重身份,香港能不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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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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