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观察:英国脱欧困局教会了香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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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17 00:03:22

英国国会否决首相特雷莎·梅(Theresa May)脱欧方案的最新政治动态,在当下不但引来了英国人的普遍焦虑,亦为全世界关注。

悬而未决的脱欧方案当下正在英国乃至欧洲社会制造着喧嚣(图源:VCG)

英国脱欧风暴持续已久,如今进退失据的困局,更是成为了人们对民主制度再次反思的素材。针对于此,香港前特首梁振英在网络发表评论,将英国的困局归因于“有民主没有集中”,并以此阐述民主政治的弊病,表示英国人民、国会或政府都不能“当家作主”,这是“凸显了有民主没有集中的制度性问题”。而实际上,进一步思考英国脱欧乱局的成因,可以发现,此类论述可能还忽视了一层更关键的问题,那即是政治领袖不负责任的因素叠加,而后者,或许是香港从政者们需要反思的。

正是因为脱欧议题的复杂,又同时关乎英国及欧洲全民的切身利益,即使梅首相有政治权力一锤定音,她都无法消弭社会分歧。由此带来的认受性危机以至政府诚信问题,随时能令英国社会陷入到无尽的撕裂和混乱之中。事实上,面对异常复杂的脱欧问题,其应对之道本应为专注于拆解议题的复杂之处,而英国的政治领袖,在实际运作中却没有负起这个责任。

脱欧自始至终,都不该只有“脱欧抑或留欧”二元对立的选项,实际选择还要视乎多项现实因素,包括英国未来与欧盟的合作协议、北爱尔兰与爱尔兰的边境问题该如何裁定等,这些全都会影响英国人留欧或脱欧的意向。发起脱欧公投的前任卡梅伦(David Cameron)政府,从最初就将问题想当然地简化成了二元对立,这直接造成了当前的困局,即英国人在留欧、软脱欧、硬脱欧等多方面游移不定,更进一步引发投票悖论效应的出现,令英国的民主选择没有一个选项可以压倒其他。

对于这点,英国的政治领袖们会预视不到吗?但因为英国保守党在过去多年,特别是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主政的时代之后,一直饱受着疑欧及亲欧之争的困扰,这令到卡梅伦想要以英国全民公投这种看似一劳永逸的方式摆平疑欧势力,于是,他只提出了“留欧”和“脱欧”这两个选项,来供英国人粗暴对决。结果,这次直接民意的展现,并不足以为英国政府带来有意义的决策指引,而这两年来英国政客的各说各话、各以自己的方式诠释民意的争吵,更是带来了全民舆论的混乱。

要举行一场直接民主公投,英国的从政者们理应给予选民足够对称的讯息,供选民作出有意义的选择,而非像前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Boris Johnson)为首的脱欧派那样,不但曾经在未确定脱欧后安排的情况下,就刻意避重就轻,放大脱欧的好处,而不说清楚这可能出现的重大变数,他们只为了胜出这场政治豪赌,而没有负起一个政治领袖应有的责任,令英国社会至今仍陷在留欧和脱欧的两难挣扎中。

英国脱欧公投对于香港而言,看似遥远,但若视之为一种民意体现案例,它亦可以给予香港宝贵的经验。在这个中国城市中,有关土地政策、填海造地、民生权益等的重大议题,香港政府一般都会咨询民意,但要咨询能真正起到作用,而不是被香港人诟病为是政府的形式主义,那么,一开始如何设定议题便是至关重要的。像脱欧公投那般只会抛出不切中问题本质的选项,这种咨询的结果都注定会难以指引社会方向,然而,在此之上,若港府再以所谓“正反声音相若”为由,将咨询意见的巨大分歧仅归咎为“社会没有共识”、港府只差“集中权力”以便一锤定音,这只能造成对民意的漠视。

世上没有完美的政治制度,连民主政制也一定会出现很多现实流弊,正因于此,一个政府要做的就应当是不断完善公投、咨询等民主机制,以便让它们更能反映民意,指引政府的重大决策。二元选项从来都不能全面地反映民意,英国脱欧公投就是最好的例子,若在此之上,从政者们再直接将政治疑难归咎为“有民主没有集中的制度性问题”这个结论,只怕是忽视了真正问题,这无助于对症下药。若然没有认识问题本质或拒绝反思,又怎能带领社会前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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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王圣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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