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观察:那个检控特首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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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28 00:29:33

香港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此前已经刑满获释,但对于城市的舆论而言,其并不意味这桩案子的终结。由于前特首的身份,曾荫权的出狱再度引发世人对于香港法治的讨论,甚至有人将此与另一位前特首梁振英的事件对比,更有甚者选择不理会事实地抛出“司法独立已死”这类激进论调。

现年74岁的香港前特首曾荫权,此前曾因行为失当罪成被判囚(图源:Reuters)

这样的论调,近年来不时被香港泛民主派及激进本土派提及。曾荫权的罪行早就无可争议,这样的谴责因此不无带着民粹意味,而且这些舆论对法庭及法官的质疑、谴责和谩骂,实际上也并不怎么理性。

但不容忽视的另一面是,香港法治近年的确也受到了本地律师界和一些国际机构的批评,例如世界经济论坛在2017年9月发布的“2017-2018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提及香港在多个项目上排名倒退,其中香港司法独立评分较上一年跌5名至第13位;本地法律界知名机构香港大律师公会,其内部包括梁家杰、戴启思等多位前任及现任主席,近年也不时就一些时事批评香港的司法问题。

除此之外,在社会上,一小部分香港人、尤其是那些政治反对派时常认为,这个城市的核心价值已经受到动摇,特别是在现任香港律政司长郑若骅上台之初,就引发了轰动全城的违建丑闻后,更令这种“懂法高官知法犯法”的负面观感成为了他们的话柄。

而就在最近,郑若骅在出席法律年度开幕礼时,其致词稿里的一句话再度招来了众议。她的原话是“律政司捍卫法治不遗余力”——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一句法律宣言及原则。只是,伴随这句话同期出现在香港的,是律政司多年以来所积累的执法独立形象,正在受到香港人的质疑。

这种质疑的情绪,指向的是发生在梁振英身上的风波。2014年期间有香港媒体报道,梁振英在2011年参选特首后,仍以戴德梁行董事身份与澳大利亚公司UGL签订了协议,并收受了后者的报酬,而这家公司与港铁公司有着合作关系,因此引起了人们的怀疑,甚至还触发了公众对于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3条“公职人员收取报酬的规范,并不适用于行政长官”条款是否适当的讨论。

律政司不起诉前特首梁振英的决定,引来一些舆论声音的批评。尽管事件已经得到了香港廉政公署的调查,真相未必如外界猜测一般,但舆论还是宁愿选择相信,律政司的刑事检控独立形象在社会大众心目中已受动摇。

若要分析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就要从香港的检控制度谈起了。香港人都清楚,律政司长本人平日还会身兼香港行政会议成员,参与港府的日常决策。但到目前而言,律政司并没有明文规定,其司长是如何具体下放权力给机构里的刑事检控专员的,换言之,律政司长本人才是刑事检控的真正负责人。

这也导致了诸如香港大律师公会等机构曾经提及的“若非特别例外,将刑事检控的决定权交予刑事检控专员,向社会大众彰显其独立性”建议,在社会上获得了一部分民意呼声。再者,香港《基本法》第63条也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主管刑事检察工作”,法律条文所指的是律政司这个部门,而非单指律政司长个人,刑事检控的权力应该得到更好的使用优化。

其实,不但香港如此,刑事检控在世界各地向来都是敏感的。在英国,负责刑事检控的检察总长即使通常不出席内阁会议以示避嫌,但仍然被社会视为在一些司法过程中有角色冲突。 这导致在2008年,英国针对国内检控政策进行了全面检讨,指出检察总长作为内阁大臣不宜兼备政治及司法独立的双重性质,并与不久之后公布了相关守则条例,明文规定一般的刑事检控由检控部门负责,只有涉及英国国家安全的例外情况总检察长才可参与。

而回望2018年,围绕着律政司及郑若骅的舆论口水不断,加剧着香港人对这个机构是否如旧公允的隐忧,而代价之一即是社会舆论对其信心正在流失。律政司之所以能成为香港引以为傲的法治核心价值的体现之一,正是因为它长期以来都能够很好地守护社会的法治与公允。但不幸的是,香港现下已出现了针对这个机构的信心危机苗头,至于该如何帮助律政司尽快切实做出符合民意的改革措施,恐怕就是郑若骅在余下任期里的最重要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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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王圣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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