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CN】派糖难平民怨 港府需要来场理财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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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深层次经济矛盾愈发激化,港府必须反思承袭自港英时代的理财哲学,增加经常性社会福利开支以解民困。
本文转自《多维CN》42期(2019年2月刊)香港栏目《派糖难平民怨 港府需要来场理财变革》。浏览更多文章︰【多维CN/TW频道】

香港政府推出关爱共享计划,2019年2月1日起接受市民申请:年满18岁且符合无物业、无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等条件的香港居民可获4,000元港币(1港币约合0.125美元),估计最多约300万人受惠。但是这个临近年关的红包并未令港人开怀,民间对于港府理财思维的质疑反而加深。港府发红包难获民众好评,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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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4,000元红包是2018年财政预算案的补丁,是港府为平息因派糖引发的民怨而推出的补救措施。2018年港府坐拥千亿财政盈余、万亿财政储备,最终公布的财政预算案虽然推出多项派糖措施,但对基层市民社会福利支出十分吝啬,引发争议。为平息民怨,港府急忙推出关爱共享计划,用以支持未能受惠于财政预算案的香港居民。因此,这一计划不过又是一次性派糖,而非经常性福利开支。

近年民间对社会福利制度变革的呼声渐高,但港府每每以派糖临时搪塞。故技重施,民众早已看透港府的套路。对于基层民众来讲,如此小恩小惠根本是杯水车薪,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发红包再难平民怨的症结正在于此。如今香港深层次经济矛盾愈发激化,许多港人生存艰难,看不到未来希望所在,增加经常性开支的社会福利制度变革已经箭在弦上。2019年2月底将推出新年度财政预算案的港府,必须对此做出反思和检讨,勿寄望临时派糖糊弄过关。

用会计师般的精明对付穷人

虽然惯常以大团圆为结局的港剧令观众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也惊叹于夜幕下中环闪烁不灭的灯火,但事实上,霓虹灯未能照亮的阴影之中,隐藏着超越想象的贫富差距、精英阶层对待底层人士的无情与凉薄。近日一宗家庭悲剧就是这种残酷现实的一个脚注。

香港有一对夫妻晚年丧子。由于无力负担价格昂贵的物理治疗费用,70多岁的丈夫黄国万长年累月独自照顾中风妻子,身心俱疲。担心自己离世后病妻无人照料,黄将妻子勒毙,随后向警方自首。2019年1月8日,法官判决该案,形容案件属悲剧,决定法外开恩。黄国万最终被判监禁两年。

这宗家庭悲剧将贫困长者老无所依的困局揭开冰山一角。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在为黄撰写的求情信中指出,政府虽有资助长者暂托服务,但以黄居住的东区为例,只有3个至6个名额,且一直没有空缺。至于津助或合约院舍的轮候时间最少3年,上年度已有逾6,600名长者直至离世也未能等到宿位。凡此种种显示港府针对人口老化问题的资源投入远远不足。

讽刺的是,与这则新闻同日见报的,是“下月起长者综援申请资格将由60岁延至65岁”的消息。民间质疑收紧政策或令贫困长者生活雪上加霜。而特首林郑月娥对此响应时提到自己也超过60岁,每天也工作十多小时,被民众揶揄为“500万年薪的60岁以上长者”。而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1月14日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要政府撤回长者综援合资格年龄由60岁上调至65岁的政策,不太可能,对长者年龄的定义改变是国际趋势,“当大家都120岁时,60岁刚好是中年”。此语既出,舆论一片哗然。有立法会议员更指如政府继续推行有关政策,将不会支持2月底公布的财政预算案;不少网友亦批评此言太无情,不体恤民间疾苦。

在收紧福利政策的过程中,为了让量入为出的理财思路能够自圆其说,香港管治班子暴露了自己冷酷的精英视角。擅长拆了东墙补西墙的港府,似乎满脑子都是会计师般的精明,不求民众满意,但求账目好看。此时再回头看港府年初一次性派发4,000元的这颗“甜枣”,只会令人食不甘味。

纵观近年港府财政预算案,针对基层人士的福利政策从未成为港府重点考虑的社会议题,间或有之的一次性优惠(如豁免学生考试费用、派发海洋公园门票等)更像是缺乏诚意的施舍。民间对增加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经常性开支的呼声甚高,但港府历年来均回避问题,非但没有提出任何有建设性的方案,此次更以荒唐的“60岁中年论”为削减长者福利开脱,实在令人失望。

打工仔的短视理财观

除人口老龄化外,贫者难脱贫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香港社会阶层固化严重,传统行业均被实力雄厚的大财团垄断,缺乏能提供大量中产职位的新产业。新兴企业想上位,产业布局需要进行重新调整、长远规划。但主政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打工仔心态令其一直不敢承担起开荒牛的重任。在其位谋其政,作为政治领袖,他们的怠惰令香港产业发展蹉跎已久。

无论“我会做好这份工”的曾荫权,还是号称积极有为的梁振英,都没能突破打工仔心态的局限,在位时缺乏大局观,非但没能为产业发展布局,反而因为贪便宜而使自身的资产财务问题为人所诟病。2017年林郑月娥上台打出理财新哲学旗号,主张扶持新兴行业及中小企业,上任后兑现她竞选特首时提议引入两级制利得税的承诺,即建议企业首200万元利得税率由16.5%降一半至8.25%。不过,在中小企业主看来,减税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更不能掩盖港府在布局产业发展方面的懒惰。

在陆港两地经营人工智能企业的黄卜夫说:“创科企业在港面对的最大问题不是赋税沉重,而是根本没有盈利,无法生存。”他还称,“香港已经是出了名的低税率,而高新技术企业在深圳经营的成本并不比香港低,为什么创科企业还是都跑到深圳去?”

数据显示,深圳研发投入超过800亿元人民币,占GDP的比重为4.1%,而若以香港2017-2018年度财政预算案预测的本地生产总值为基数,上年预算案公布503亿港币的创科投资除去基础建设开支后,仅占GDP1.05%。港府在扶持产业发展方面的资源投入远远不足,不仅与亚洲其他发达经济体有相当差距,甚至不如一河之隔的深圳。显然,由于缺乏真金白银的资源投入,创业者感受不到香港对创科产业的重视。当本土创业者纷纷逃离香港,香港的产业结构转型也就无从谈起了。香港需要产业转型,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为何历届港府都未能“把钱用在刀刃上”,大胆投放资源推动产业转型?

首先,由于香港目前几乎已经完全没有产业基础,要提振新兴产业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无论是具体政策倾斜、还是制定发展战略,都需要港府一手一脚搭建平台、邀请专家论证等。这些基础性投入价值不菲,而且成效往往不能立竿见影,属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前期投资,很难成为当届港府的政绩。其次,与以上种种措施相比,直接给企业减税更简单易操作,是港府多年来惯用的安民政策,不但成本低、而且见效快,直接可以在当年账目中显示出当届港府的“慷慨”。

但事实上,没有政府的长远规划和长久性的政策倾斜,小企业根本无法在自由市场与大财团抗衡,新兴产业更要面临传统行业规则的限制,产业转型遥遥无期。如果林郑月娥号称的理财新哲学仅止步于给企业减税,那么与其前任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2017年6月,24名香港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去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反映国家科研项目经费跨境在港使用等问题,获习近平回信支持,称中央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随后中国科技部和财政部出台规定,指香港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可直接向中央申请项目,资金跨境拨付。这说明北京方面有心助香港调整产业结构,对港人经济民生困难有求速应,也佐证了港府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滞后并非受外部因素影响,更多还是港府自身的卸责与怠惰。

低估财政盈余成惯例

用钱吝啬的港府并非无钱还富于民。目前港府财政储备相当于现政府28个月开支。只是近十年来,香港两任财政司司长都曾大幅度低估财政盈余,导致港府用钱时过度保守。

前财务司司长曾俊华在2007年至2017年任内多次计错盈余,被外界戏称为“计错数之王”。譬如2016-2017年度的财政盈余高达928亿元,较曾俊华原先预算的114亿元整整高出7倍。而在2010-2011年度,曾俊华预算盈余与实际盈余更相差逾1,000亿元。虽然曾俊华辩解称,香港面对人口老化、就业人数会减少,结构性财赤会令储备很快用完,故减少支出以免陷入欧洲多国出现的财困。但是过分保守的理财观还是令他落下“守财奴”名声。

曾俊华任内,现任财务司司长陈茂波还是会计界立法会议员,亦批评曾俊华经常错估盈余,“盲目储钱,不敢使钱”。不过,陈茂波接替曾俊华上任后也估错盈余,甚至还破了曾俊华的纪录。2018年4月,港府公布2017-2018年度财务状况临时数字显示港府财政盈余高达1,489亿港元,较陈茂波预估的164亿港元多出8倍。截至2018年3月底,港府财政储备已经高达11,029亿港元,突破万亿大关。

2019年2月底,港府将公布2019-2020年度财政预算案。陈茂波出席港台节目《众言堂》时表示,预计2018年至2019年财政盈余有400多亿。他指展望2019年的全球经济会有较多不确定性,包括中美贸易战,美国加息的幅度,及英国脱欧等地缘政治因素,下行风险较高,令香港金融市场波动,楼市有调整。至于今年会否再度派钱,陈茂波则指2018年有过千亿盈余,才会有派4,000元的措施,而2019年的客观情况已有所不同,会在聆听市民意见后再做考虑。

陈茂波陈述的外部经济环境不确定因素虽然所言非虚,但这绝非港府理财保守的借口。换言之,正因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因素增多,香港才更需要物尽其用,调整产业结构,做强实体经济对抗风险,通过社会财富再分配来稳定民心。

那么问题在于,坐拥万亿财政储备的港府,理财时为何总是当用不用?在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越发尖锐的时代背景下,港府为何仍旧维系着冰冷的会计师思维和漫不经心的打工仔思维,究竟是什么令港府对民间增加社会福利经常性开支的呼声充耳不闻?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管治团队总是估错数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迷思呢?

掣肘港府真正的原因

港府现时审慎投放社会资源的理财思路,与港英时期的“大市场、小政府”管治理念一脉相承,认为政府既不需要、也不应该做太多事干预自由市场。曾俊华曾经表示:相信自由市场智慧比政府官僚的智慧更大。陈茂波也曾指恪守自由市场原则向来是本港维持经济繁荣及国际竞争力基石。然而,当对自由市场的追捧走向极端,基层百姓疲于奔命,而港府只会以“60岁中年论”来搪塞卸责时,那么恪守自由市场原则的意义何在呢?

港府对保守理财思路的贯彻,背后存在两种迷思。一方面,香港精英阶层简单地将回归前后经济政策不变等同于“一国两制”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在上世纪70年代香港跻身亚洲四小龙行列,“大市场、小政府”的管治理念被错认为香港经济起飞的基石。

首先,特殊历史背景之下,香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视为西方自由世界对抗红色专制政权的桥头堡。香港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内涵。这就使得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正常调控措施在香港极有可能被解读为”投共”。故此,香港精英阶层更热衷于原封不动地保留英殖时期的管治模式。正是这种将经济政策与意识形态相勾连的迷思,令主政者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顺应时代变化而必须进行的宏观调控也不敢轻举妄动。

其次,上世纪七十年代作为世界工厂的香港取得辉煌经济成就,不少人将之归功于港英政府对自由放任的不干预政策。这种误解夸大了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对经济的贡献,并令精英阶层忽视了当时香港社会尖锐的劳资矛盾。事实上,当时的香港之所以实现经济腾飞,更多是借力于欧美转移制造业的机遇以及大量涌入的移民。

不敢动摇港英时期对自由市场的追捧必然导致财富的两级分化和政府角色的弱化。故此,在社会福利支出方面拆东补西的港府始终不敢厘清盘根错节的政商关系。当年港英政府依靠华人精英维护在本地的统治,一如今日香港管治团队对本地大财团的倚仗。这令港府从根本上缺乏社会改革的政治自信。英殖时期,香港是大英帝国外埠,基层民众的福祉并非主政者所在意,而现时香港早已是港人当家做主,港府有必要认真反思理财思路,切勿拖延。

时代在变,事实证明港府过去十多年来惯用的派糖招数早已不再是稳定民心的撒手锏,反而刺激民众对港府懒政的不满。这就要求港府必须在长远的制度改革方面下功夫。诚然,这种理财思路的变革意味着港府要顶住精英阶层和既得利益者的施压,要拿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绝对不容易做到。但正像2018年底习近平对进京述职的林郑月娥所言,为官要事不避难。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解决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既是港人的期盼,也是北京的要求。

近年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凸显,不论打击官商乡黑的朱凯迪首次参加2016年立法会选举便成为地区直选票王,还是占中事件,抑或激进本土思潮和分离主义兴起,归根结蒂是民众对现实不满导致各类矛盾一触即发。

新年度财政预算案2月底公布在即,坊间对港府近期收紧综援政策的抗议更有愈演愈烈之势。港府若不反思,继续以“派糖”敷衍塞责,相信无论是港人还是北京方面,都不会为这样的懒政行为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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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鲁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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