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学者:23条立法能否撬动香港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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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央治港人事调整,到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近年来愈来愈多的治港事例,均显示出北京正扭转过去对“一国两制”的僵化认识,开始从被动走向主动,从消极走向积极。前一段时间被热议的“23条立法”,同样是中共开始加速践行“一国两制”的重要举措。为何选取在这个时间段,中共开始着力推行这一政策,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在哪里?放在更远的视角下,它有将对香港政改有怎样的联系?对此,多维新闻专访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以下为访谈实录。此为第四篇,共五篇。

中国中央政府、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泛民主派及民间组织都提出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时落实普选的目标,但各方对这两次选举的具体机制具有不同意见(图源:多维记者/摄)

多维:所以粤港澳大湾区其实是个很好的支点,能撬动一些结构性问题的解决。

田飞龙:我的判断是,香港社会现在所出现所有的问题和麻烦都可以在粤港澳大湾区里面以适当的政策框架来解决。粤港澳大湾区容量足够,而且与香港既有的国际化优势不矛盾,所以能够将政治认同跟经济发展的目标很好的结合起来。

多维:但是已经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令人并不太满意,还是有点惯着香港,在一些很具体的细项方面可以更细致一点。

田飞龙:我觉得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本身的指导思想是这样的:中央还是受着“一国两制”观念和框架的约束,始终避免这个步子迈的过大,始终给香港留有余地,希望启发、推动香港主动寻求融合、提出要求,主动协商解决问题。这个其实也反映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里面,中央与地方沟通存在一种协商民主的传统,这种传统不是一种细节命令式的,所以没有把中央和香港的关系完全变成上下级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而是中央指出方向和框架,让香港主动构思、请求、协商来解决这个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给香港留有充分的余地和空间,香港不应该丧失掉这个历史性的机遇。正因如此,特区政府的责任加大了,它要学会克服掉原来积极不干预的放任主义,采取一种从有所作为到积极作为,实现有为政府的转变。这个方向转变就是中国模式对香港资本主义的影响,是“一国”对“两制”的交流与塑造。因为资本主义的姿态其实是市场崇拜,更自由放任,而中国模式实际上是政府积极的干预,它是发展主义的。

尽管我刚才说重在争取香港的民心,但是特区政府的角色仍然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政府掌握非常大的资源分配的权力。所以这个时候对特区政府尤其是高级官员开展相关培训、轮训以及政策上的指导与辅导非常关键,让官员也学会做配套性规划,而不是像原来的香港公务员一样,日复一日,抱残守缺,用一种保守的政治与行政文化来对待一个变动当中新的“一国两制”融合时代。

多维:争取香港人的心真是太难了。我问过一些香港市民,是否来内地旅游的多了?他们认为高铁本身换乘特别麻烦。另外大陆一日游也增多,这些团不会在香港住一晚,而且参加香港一日游的大妈把那些小广场地方都侵占了。可以说无论是高铁还是港珠澳大桥,本身是两边更好融合的载体,但是最后达到的效果并不理想。理想跟现实之间的差距真的是蛮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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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元峰 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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