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TW】香港矛盾不断 冲突从何而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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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不少人眼里,香港似乎进入多事之秋,又是占中,又是旺角骚乱,港独思潮一度风起云涌,整个形势看起来颇不太平,矛盾和冲突不断。一些台湾政治人物将此视为香港“一国两制”被染红和治理失败的例证,把责任都归咎于中共。事实真是如此吗?

本文转自《多维TW》042期(2019年5月刊)《香港矛盾不断 冲突从何而来?》一文,将分上、下篇推出。此篇为下篇。浏览更多文章:【多维CN/TW频道

港英遗留的深层次矛盾

眼下香港正在为修订《逃犯条例》争论不休。此事缘于2018年一名香港女孩在台湾被发现死亡,凶嫌在香港被抓获后,却因为香港和台湾之间没有引渡协议,导致凶嫌无法移交台湾司法。为了填补法律漏洞,港府准备修订《逃犯条例》,将逃犯送往与之没有引渡协议的司法管辖区。过程中,港府竟取消了9项可能导致移交的经济犯罪,背后足见商界在香港享有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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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的特殊地位,源自港英殖民时期的激进资本主义政策。自1841年英国开埠香港后,便将本国实行的那一套自由资本主义政策移植到香港,推动了香港金融和贸易的兴起。二战后,英国吸取激进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高度贫富分化的教训,改善民生,建立了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完整国民福利体系。但在殖民地香港,港英当局选择走了与英国本土不同的路,主张“小政府、大市场”,以“积极不干预”为理念,尽可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在激进资本主义中越陷越深。

在当时全球经济格局转型、大量内地人口移入、资金在战乱下涌入香港的特殊时代背景下,这种自由资本主义政策,确曾有效推动了香港经济成长,但也造成香港社会对于自由资本主义的迷思和盲目崇拜,成为路径依赖,行动思维被宰制,并长期在忽视基层民生问题。其结果,是香港经济发展开始对少数行业和家族产生依赖,个别富人垄断了大部分发展红利,贫富分化不断扩大。

直到反对港英政府的“六七暴动”刺激,港英殖民政府才开始有所反思,启动了英国官员口中的“洗脑赢心”工程,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民生投入。尤其是在1971年至1982年麦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担任港督期间,推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涉及房屋、廉政、教育、医疗、福利、基础建设、交通、经济和社会等范畴。麦理浩创立廉政公署,开发新市镇,兴建地铁,实行十年建屋计划和九年免费教育。相较于当时同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香港除了经济更发达之外,还建立了相对更好的社会保障体系。

可惜,等麦理浩卸任后,后继者缺乏作为,继续拥抱激进资本主义。美国传统基金会1995年开始编制全球经济自由度排名,那一年,首度将香港评为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但在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的外衣下,香港深层次经济矛盾不断加剧。本来1971年初香港吉尼系数就已高达0.43,超出国际警戒线水准,之后更是迅速恶化,从1986年的0.453升至1996年回归前夕的0.518。不仅如此,1996年,已获“东方之珠”美誉的香港,贫困率竟然高达15%。那时的香港房价已经跻身全世界最难负担的城市之一,住屋问题严峻,港人开始羡慕新加坡的组屋和福利保障。

自港英殖民时期开始,香港就已存在严重的贫富分化、住屋问题,回归中国后这个问题继续恶化(图源:VCG)

香港回归后,这套激进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藉由港人“恐共”的情绪和既得利益群体的诉求,以及北京安抚香港人心的考量,而被毫无批判地保留下来。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排名印证了这一点,自1995年至2019年,香港已经连续25年蝉联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港府在官僚主义的惰性思维下,为这个称号陶醉不已。蔡英文过境夏威夷时,对美国传统基金会表示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对台湾是很好的个案研究,香港的现况,正好提醒台湾应避免跌入大陆的陷阱。她却忘了,香港正是美国传统基金会眼里最成功的治理标竿。

这套激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造成港府角色的长期消失,致使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掌控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和地产业,结构单一、畸形,青年就业出路狭窄,香港成为已开发经济体中贫富悬殊最严重地区。这种情况在香港回归之前就已经存在,当时的香港,在台海两岸眼中,就已是个高度发达但同时又高度贫富分化的地区。回归后,这种情况不仅没有获得解决,反而因为港府对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迷思,以及港人对殖民地治理体系的畸形留恋,在北京中央政府“井水不犯河水”的消极“一国两制”思维下,被不断放任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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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应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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