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青年学者:泛民与建制两派都不拒绝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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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立,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这种交流更多程度上是经济层面上的,而在政治层面,许多港人对于内地制度是持有保留看法或是在本能上排斥的,两地的政治制度差异是现实存在的。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原会长、北京港澳学人研究中心理事林朝晖在接受多维新闻专访时表示,虽然内地在发展过程中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发展路线与论述,但对于有着深厚法治基础的香港而言,人们更愿意接受民主制度,即使是建制派也不会拒绝民主。【相关阅读:港中大学生会前会长谈六四:十年的沉淀和反思香港青年企业家:港青为何认为六四与己无关

在有着深厚法治基础的香港,无论是建制派还是泛民主派,都不会拒绝民主制度(图源:中央社)

多维:有一种观点会认为,内地与香港联系越来越密切反而会让一些原本有意推动民主的人,因为碍于要在内地发展的这种需求,而产生恐惧,他们害怕因为自己参加了纪念六四的活动,或者参与推动香港民主,而错失在内地发展的机会。

林朝晖:
这种恐惧我认为是被放大的,但不否认确实存在的,但我觉得中共一直在自我修正,这个恐惧是否有那么大?去参加纪念活动,以后你在内地求职工作就会影响你?我觉得想太多了。我同意如果你在内地敏感日子拿个黄伞出来,那当然,但是去看个六四纪念馆,倒是不会。我觉得有点多虑,但是这个恐惧感谁来散布?当然由一些对中共有比较固化想法的一些人,也是因为执法部门的跨境执法给他们这样的印象,但这几年,我看他们也把这个事情淡化了,对六四是否那么在意,对维权的处理手法跟以前也有点不一样了。当然我认为人应当免受这样的恐惧,看个纪念馆,了解一下历史也是应该的。

但是我一直认为内地部门也好,中央政府也好,中共也好,不应该拒绝让香港的年轻人去接触这个事情,像今天的本土派,认为中国事务跟六四都与己无关的时候,更好吗?起码在我们那代学生领袖,我们都是有大中华情怀的,我们对于国家的发展、未来状况觉得与己有份,这种责任感跟使命感是不一样的,我们会觉得跟这个地方不是割裂的,跟国家不是割裂的,我们有香港情怀的同时觉得跟国家不是割裂的、听到内地民众面对的社会问题会有触动。相比现在的学生领袖,就是彻底割裂,那更好吗? 当年我们要搞六四纪念活动等等,对港部门也希望别搞了,觉得这个很不好;但反过来想现在年轻人真不搞了,更好吗?

我觉得也别太恐惧,今天国家都这样子了,只要给年青一代足够的眼界,让他们看到国家在做自我修正,可以对于快慢的程度有意见,领域大小有意见,走的方向可以讨论。但是所谓不允许,或者禁止香港做这些纪念,我觉得不至于,起码把这个问题放在桌面上去谈,大家还是关心。不讨论就更不关心,不关心就更觉得与己无关,拒绝、还有遗忘自己的历史才是最恐怖。

多维:有观点认为,现在香港能够纪念六四,能有烛光晚会那么大纪念的活动,这也是“一国两制”的体现,可不可以这样子理解?

林朝晖:
我觉得绝对是,之前有个对港官员开了一个玩笑,他说“长毛(梁国雄)这类反中共人士还能当立法会议员,是中共很大的包容”,看似是个不太好听的玩笑,但就是“一国两制”的体现,我认为当年设计“一国两制”的领导人,到整个的落实,本来就允许香港有个独特的政治空间。

多维:另外方面泛民可能更认为,他们能够做立法会议员,或者能够发起集会和游行,这是他们自己的坚持,是自己争取来的。

林朝晖:
我认为我们要尊重历史事实,不是他们争取来的,当年香港民众究竟有多大的话语权?在中英谈判里面,我没看到,如果香港市民有话语权,其实很多事情不是按照这个走,很多讨价还价都是中英两个大国妥协的结果,讨论的结果,当时中方也尊重香港的实际状况,资本主义社会,香港对自由民主有追求,还有法治。另外,国家当时的能力是没有办法管理香港的,英国也是尊重中方这些承诺,配合了很多事情,当然后面有新九组,加速香港民主化,也是在他们认可的框架里面去履行的,把主权移交回给中国。今天的局面,是当年两个大国讨论出来的结果,跟民众的关系我没感觉很大,泛民主派或香港市民压根就处于被安排,就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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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嘉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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