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修例游行规模空前 林郑面临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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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09 06:09:14

201969日,香港爆发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大游行,人数和规模为近年来罕见。组织方民阵于6月9日21时34分宣布,有103万人参与游行,而香港警方则称高峰期有24万人参与游行。这次游行是民阵为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发起的第三次游行。除了香港外,全球合共多个城市一同举行游行,以反对修例。

近月,香港各界为修订《逃犯条例》引发连串冲突。在各界疑虑尚未释除下,港府决定绕过法案委员会,直接将修例直接提交至2019612日的立法会大会恢复二读。港府的决定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引起争议,导致香港甚至是欧美各国都举行反修例行动,将事件进一步恶化。

港府应收起操之过急的态度,淡化港人的不安 (图源 : AP)

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在2019521日联同多个泛民主派政党召开记者会,控诉港府在修订《逃犯条例》上态度一意孤行及无视港人民意,决定发起第3次反修例游行。而69日参与游行的人数及规模是空前大,反映港府的决定及态度确实让香港各界累积一定程度的不满。

连同69日的游行,民阵在反修例上一共发起3次游行。第一次游行于2019331日举行,当时只有约12千人参与,是次游行未有在社会作出太大回响,而港府亦未有对此感到重视。第二次游行于2019428日举行,民阵指游行人数约13万人参与(警方指最高峰只有22千人参与),由于游行人数创特首林郑月娥上任以来的新高,各界估计港府应会有所让步,以遏止事态恶化。

但两次游行过后,港府反而继续得理不饶人,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做法,决定绕过法案委员会,直接将修例直上立法会讨论,务求快速通过修例,以避过反对声音。亦因港府此举,彻底引起港人反对,相关的反对行动更蔓延至不同欧美国家。

事实上,泛民主派及民阵反修例的行动,与2014年“占中”的“方程式”极为相似。港府于2014年试图推行国民教育科,及今次修例都引起极大争议。而两次行动中,泛民主派及部分港人同样先举行较少规模的游行,其后等待反对声音逐步扩大,不同港人逐步成立关注组及联署行动。最终,呼吁各界参与大型集会或游行。在2014年,原先数千人参与的大型集会最终演变成“占中”。 而今次民阵在游行前曾表示,若港府对游行无动于衷,将迫于无奈发起包括包围立法会等更激烈行动。以两次事件相比,行动的“方程式”可谓同出一辙。因此,反修例游行随时有机会诱发更激烈的抗议。

与“反国教”不同的是,今次的反修例事件非仅港人关注,全球各国对于修例都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对行动及争议。在20195月时,欧盟驻港澳办事处及其成员国外交代表主动与林郑会晤,并对《逃犯条例》修订表达关注和担忧。其后,欧盟正式向港府发出正式的外交照会,意味国际间对港府修例存在一定程度的不满,亦令修例事态升级。而美国8名参众两院的跨党派议员更联署去信林郑,指修例将会影响香港的自治及人权,从而影响港美关系,要求港府撤回修例。

翻查资料,香港自1997年回归以来,欧盟从未向港府发出外交照会,只在2003年港府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时,欧盟曾两度发出国声明表示关注。

除了各国政府的行动外,全球多个国家个城市都一同举行全球“反送中”同步集会,一方面表达各国市民反修例的声音,另一方面以行动声援港人。而参与的国家遍布4大洲,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澳洲及日本都有城市在69(当地时间)一同举行集会。

然而,一个不能忽略的基本事实是,多国政府及民间都有反修订及声援民阵的行动,但外国政府是否清楚香港一国两制的运作和了解本次修例,需要打上问号。以嫌犯黄台仰及李东升获批成难民庇护一事,可看出各国对香港的法治确实存在一定误解或成见。

现时外界普遍将黄台仰获“庇护”一事,解读为港人在修例后将受政治迫害的结果,但这实在不应混为一谈。原因是,黄台仰被定罪的原因并不是“政治理念”及其政治立场,而是确实在旺角骚乱中的行为被检控“暴动”及危害国家及社会安全,是违法犯罪,与修例的关系实在是大相径庭。

外界及部分港人对修例的解读便是港府修例后,北京能“随时随地”抓香港人,但这并不是事实的真相。修订通过后,港府与多个地区能建立有效的刑事司法协助关系,让不法份子及逃犯能绳之于法。而港人亦无需过份担心,原因是修例早已列明政治犯、死刑犯及不符合两地同属犯罪原则的都不会进行引导。港府不但会通过严格的措施保障犯人人权,更会设行政机关及司法机关双重把关。因此,修例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及现实迫切需要所支持,从而有着充足的正当性及必要性。

虽然不少港人对港府修例有一定程度的误解,以及外国政府确实带有偏见,但一件本具有正当性的修例,能引发如此大的反对声浪,还是有港府应该反躬自省之处。原因是港府在进行修例的过程中,确实犯下不少错误,导致争议不断及事态升温。不少港府前高官或议员曾提醒港府不应操之过急。港府应了解港人的不安及陆港两地的差异等因素,透过咨询等不同方法向港人释除相关疑虑。例如,可先通过一些争议性较少的暴力罪行,而一些具政治争议及定义含糊的罪行则应逐步向市民厘清其含义后,待时机成熟才进一步修例。

结果,港府得理不饶人的态度和操之过急的手法,终令问题趋于恶化,不断加剧港人的不满,让一件本来不应有太多争议的事情,逐渐演变为各方不满的汇聚点。6月9日爆发的这场大规模游行,正是港府处理手法拙劣、港人不满情绪的体现。

事已至此,港府应收起操之过急的态度,淡化港人的不安,免得把事件推向激烈对抗地步。要看到,虽然修例本身具有司法必要性,不应被污名化,但市民有怨气和担忧,无可厚非。对此,港府在大原则有所坚持的前提下,需要尽量缓解社会对条例的不满,尤其是可先缩减修例涵盖范围,通过一些争议性较少的暴力罪行,加入各种司法保障,强调法院在过程中的重要。这是政府责任,亦是政治家要考虑的。如何平衡,考验林郑的智慧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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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朱家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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