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反修例源于“占中”深层问题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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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港府宣布推动《逃犯条例》修例后,社会各界反应激烈,对修例各有解读,因而存在不同意见及隐忧。由于港府操之过急,既没有先易后难,又未有向存有疑虑的港人好好进行解说工作,导致香港社会反《逃犯条例》的示威及冲突行动越趋激烈。

反修例的行动由最初只有数百人游行,逐步演变至立法会肢体冲突、2019年6月9日民阵宣称的103万人参与游行(警方指高峰时只有24万人),甚至在2019年6月12日爆发二次“占中”,很多港人当天进行三罢运动(罢工、罢市及罢课),占领夏慤道及包围立法会行动。最终,部分示威者更冲击警方,让示威行动“流血收场”。

现如今,为了让香港社会恢复平静,林郑已经宣布暂缓修例的决定,北京方面各部门也均对这一决定表示了支持、尊重和理解态度。应该说,林郑这个决定展现了善意和弹性,有助于缓和局势。但与此同时,林郑和港府更应该深刻反思反修例背后的深层原因。

港府推动《逃犯条例》修例犯下太多过失,让港人从“占中”留下来的不满及各种情绪一下子爆发出来 (图源 : Reuters)

近数年,香港发生各种大大小小的冲突,例如“占中”、旺角骚乱及这次的反修例示威等。理性分析下会发现,这些事件在不同的外在诉求之下,有一个共同的内因。

2014年占中诉求是追求普选,是抗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8·31”决定。旺角骚乱则是一些港人追求“港独”而酿成的冲突。今次港人反修例,直接原因是因为港府在推动修例过程中得理不饶人、手法拙劣,才造成修例被人扭曲和污名化。

在占中、旺角骚乱和反修例的直接原因之下,深层因素是香港长期未能解决的结构性问题。港人并非喜欢游行,亦不希望每事都出来反对,大部分港人的心态只是希望能安居乐业,低调的过生活,只不过残酷的现实是,许多港人生存艰难窘迫。

现时,香港表面上看是繁荣的国际大都市,居民普遍生活无忧。但香港内部只有一部分人,甚至是一小撮人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而香港的低下阶层大多每天苟且偷生,实在是因为无计可施下,才越来越激进,甚至不惜选择与港府“对着干”。

相比政治问题,经济民生才是港人的痛点。香港的贫富悬殊问题位于国际前列,是发达经济体中贫富悬殊最严重地区。这样的情况是源于香港多年来不公的制度。近10年,香港累积超过万亿港元(1港元约合0.13美元)库房盈余,但港府每年在财政预算中,投放在社会福利、医疗及教育等开支只占上15%。市民根本未能享受辛勤工作及香港经济发展的任何好处。同时,因通货膨胀及各种因素,港人的生活成本上升,从而令他们生活越见困难。

除此之外,香港人的住屋问题可以用水深火热来解决。今年初国际顾问机构Demographia发布的数据显示,香港连续第9年登上房价最难负担城市首位,普通港人根本承担不起。而港府提供的公屋又严重供应不足,导致大量港人无法置业。

正因这样,当许多港人连基本的经济诉求都难以获得满足时,对于港府的不满和怨气,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港府一直以来认受性和管治能力存在严重短板,以及陆港矛盾的影响,导致香港问题愈发严峻,矛盾很容易被激化和放大。

不论是“占中”、旺角骚乱或是今次的反修例示威,当中的个中原因如同倒模,都是涉及外部及内部原因。外部力量的推波助澜固然重要,但极其量只有助燃效果。

这次反修例的始作俑者正是香港的内部力量,这并非单纯指反对派的反对行动,而是2014年港府对“占中”草草了事的副作用。“占中”结束后,港府非但未深刻反思背后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反而恶化经济民生问题,如收紧长者综援门槛等事件,在财政预算案里压缩民生开支,导致港人的不满更如滚雪球式,越滚越大。

最终,碰巧港府推动《逃犯条例》修例的工作含糊及犯下太多过失,让港人从“占中”留下来的不满及各种情绪一下子爆发出来。从2014年至2019年,港府并没有认识到“占中”背后的深层问题,更没有解决好问题,以至于近来闹出这么大的反对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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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朱家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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