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强则香港强 莫失掉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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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6月15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开记者会宣布暂缓修订《逃犯条例》,但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对港府“只缓不收”表示不满,16日下午的游行于12时左右开始(图源:多维记者/摄)

 上周六(6月15日),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暂缓修订《逃犯条例》,重新征询意见,不设时限,为社会怨气降温。这一次年轻人走上街头,甚至有一些人以武相抗,既反映他们不满政府提出的修例,也反映他们对内地存在严重不信任与偏见。然而,这股庞大的怨气更似是积累已久,折射了年轻人被种种社会不公压迫,面对未明前路的沮丧,任何可能激发情绪的因素,都可能将他们推向街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官员继续如在梦中,不去正视问题的本质,只会让青年陷入抗争的漩涡,未能对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凡大型社会冲突均有其复杂成因,简单将它定性必然失真。香港中文大学近日进行的民意调查颇能勾勒出这场冲突的轮廓,观乎调查结果,15至39岁年龄层反对修例的受访者,远多于同龄的支持修例者达四至五倍;这个年龄层反对修例的比率,也比40至59岁受访者以及60岁或以上受访者为多,由此可以推断较年轻群体是这场冲突的主体。
 
青年不信一国两制 香港官员应负重责

6月9日的大型游行及6月12日的大规模冲突确实与《逃犯条例》修订有关,但从“反送中”这民粹口号就可看到事件反映的偏见和对内地的误解,这里既有历史原因,亦有严重和有意的误导,令部份示威者将抗争视为撤回条例的唯一手段,看不到条例本身的法理基础,包括将移交罪行收窄至严重罪行等折中方案。其实,“反送中”三字的内容既空洞又具体,空洞之处在于,它几乎掏空了条例的所有细节内容和法理认识;具体之处在于,它勾起了港人对内地的不信任和恐惧情绪。

以“两地区隔”理解“一国两制”是不妥的,但民间充斥错误或被误导的认识,而且香港被殖民百多年,市民对国家的观念甚为模糊,就算是自称爱国者,爱的也很可能只是极为抽象的“文化中国”或“历史中国”。故此,港府官员有很大责任去改变这种现象,让港人、尤其是青年加强对中国和中国人身份的认识,挽回人心。可惜的是,他们往往画虎不成反类犬。

以这次《逃犯条例》修订为例,政府以台湾陈同佳案为由仓促修例,事到如今仍狡辩,未免太低估了市民的智慧。虽然有谚语这样说:“谎言说多了便会成真”,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个现实:当谎言荒谬到一定程度,再说下去只会让说谎者彻底失信于人。这些官员为何会以为他们的拙劣手段能够收效?回归以来,政府推动教改、增加大学生比率,目的不就是提升青年的独立思考能力吗?政府在修例过程中,更多次让“商”不让“民”,也为民怨火上加油。提出、散播“反送中”口号的媒体、政客固然需要被严厉谴责,但毋庸置疑,政府的无能、离地为民粹提供了极佳的滋长空间。
 
2003年反《基本法》23条立法的“七一”游行、2012年的学生反国教运动,均是政府不恤民情、手法粗暴引发,若政府能有序、有道地推进政策,社会不应陷于如斯乱局。但官员未有汲取教训,反将问题愈理愈乱,甚至将理应是社会发展中坚势力的青年逼上街头。

一些人会将问题归咎反对派、民粹媒体“误导”年轻人,但香港本来就是拥有言论自由的社会,也因为如此,官员应该具备较高的管治智慧。有些人或许会这样嘲讽政府,认为政府如果有本事,也可以“误导”市民去支持修例。更何况,民主派与民阵等组织根本没有一呼百应的影响力,不可能动员大批年轻人上街。就算是一些舆论尝试误导民意、制造偏见、激化矛盾,但将青年自发参与游行示威说成是愚蠢行事,只会令他们感到受侮辱,也是自欺欺人,对调和社会矛盾无益于事。

回归已逾二十年,在保住香港特色制度、优势的前提下,中港两地应有序融合,但我们要问,官员有这样的智慧、能力去推进“一国两制”的新常态吗?如果他们再不自省、自强,那么,他们对香港带来的负面影响,将尤甚于那些偏执、教条地看待“一国两制”的反对派。

如果此际歌舞升平 青年何以走上街头

在上周六的记者会,林郑指出有很多社会经济问题待解,但明眼人皆见,政府根本没有决心根治社会问题。《香港01》一再强调,回归以来连场政治抗争只是表象,驱动这些冲突和不断积累怨气的,还有自殖民地政府以来一直“重商轻民”的管治方针,以及其所引致的深层次社会结构困局,如果官员不去正视,只知道在政策层面小修小补、“派糖”了事,社会冲突只会无日无之,市民的怨气只是等待下一个爆发点。

香港政府一直知道房屋为香港公共事务的重中之重,林郑上任后,房价仍不断上涨,各种楼价指数一再破顶,出租公屋的轮候年期屡屡创下历史新高,居于不适切居所者不计其数。荒谬的是,林郑并没有急民所急,在耽搁持久的“土地大辩论”过后,依旧以蜻蜓点水的方式应对社会沉痾,未有全面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用作建屋、大规模动用《收回土地条例》收回地产商手上的农地。年轻人看到如此施政,大概已感绝望。

青年人安居无望,薪金也鲜见增长。回归二十周年之际,有学者曾整理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数据,发现自1997年至2015年,大学生收入的平均数只由14,250元增加至18,583元,如果扣除通胀,增幅更只有7.5%。面对青年困局,官员少有思量如何为青年创造好工,制定有利青年就业的产业政策。

政府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并非一无所知,上月劳工及福利局递交立法会的文件显示,到2027年,“初中及以下”程度的人力资源短缺为7.7万人,“高中”和“学士”亦分别短缺4.3万人和5.1万人,但“研究院”学历者的人力资源过剩却达1.6万人。由此观之,香港的未来不利于高学历青年,更令人忧心香港将来会否仍有高薪酬产业,为青年带来好工。难怪一些具硕博学历者感叹自己一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辛苦习得的知识竟成一生负累。

以上只是社会问题之一二,它们盘根错节、不断累积,早已使社会成为火药库。可以肯定,就算政府这次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如果这些问题未有解决,社会冲突只会在另一次偶然情况下爆发。但是,官员对此有所认识吗?在6月12日的冲突过后,竟然有传政府希望透过“派糖”来平息民怨,这种荒谬的逻辑,却是政府一以贯之的做法。然而,这些小恩小惠根本无助青年找到出路,他们更希望社会能够给他们适足居所、美好的前程、充足的劳工保障,但政府官员却不知民欲,一直沉醉于善治的幻象当中。

为青年创美好将来 应是管治重中之重

此际是夏日好时光,年轻人原本应该与同辈结伴同游,到世界各地增长见闻,有谁希望走上街头捱警棍、捱催泪弹,甚至因罪入狱而前途尽失?其实,6月12日在场的警员也不乏青涩面孔,他们只求一份稳定工作,有谁想跟自己的同辈在街头相抗,甚或被社会责难?政府为什么要让青年陷入如斯困局?

年轻人是社会栋梁,为人父母者必然希望子女有美好前程,而香港的管治者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为了香港,理应为年轻人创造美好将来。逾百年前,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指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此文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当时国运衰颓,希望激发青年改变国运。今日香港的情况与当日的中国固然相殊,但任何一个心系国运的政治家,都必然视青年为不可失掉的一群。

当港岛交通干道在刚过去的周日再被示威人潮淹没时,林郑发表声明,就政府工作上的不足向市民致歉。我们期望她与香港的管治团队躬身自省,如声明中所言,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并加以改进,继而重订施政方针,让这一代年轻人由抗争者转化成社会的建设力量,为自己、香港、国家的前程谱写美好新章。

(本文转自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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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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