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CN】香港百万大游行的北京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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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每每发生冲突,导向冲突的原因虽有很多,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但到头来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央政府往往就是那个同仇敌忾的“罪魁”,这次民怨沸腾至顶点致使百万人走上街头的反修例,更是如此。

本文转自《多维CN》047期(2019年07月刊)封面故事栏目《香港百万大游行的北京视角》。浏览更多月刊文章:【多维CN/TW频道 】

先来看看这次反修例明显且直接的原因。很多走上街头抗争的港人,群情激奋一番过后可能已经忘了一个名叫陈同佳的香港年轻人。他于2018年在台湾杀害怀有身孕的香港女友后逃回香港,由于港台之间没有逃犯移交协议,也缺乏有效的个案移交制度,导致他迟迟不能绳之以法。为了修补香港与其他司法领域有关司法互助存在的法律漏洞,特区政府启动《逃犯条例》修订程序,试图在“协议移交”之外创设“个案移交”制度,以便香港与未签署移交协议的司法管辖区开展逃犯移交互助合作。

动因简单,目的单纯,且理由充分,据此询问一个平日不关心政治的年轻人,他都会回答“怎么能让杀人犯逃之夭夭”,“怎么能不给被害者父母一个交代”。这样的充分必要性,经过现实操作,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的复燃,认识与情势竟走向另一个极端。这里的“现实”,有港府工作不力和权力傲慢引发的不满,有港人对内地司法制度的不信任以及对中共专制体制下的天然恐惧感,也有香港年轻人面对就业住房压力积累的愤懑情绪。而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除了包含香港自回归后始终未完成的“去殖民地化”,以及国民教育失败导致的严峻认同危机,还有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却深刻存在于年轻人心里信仰着的“自由主义”,它超越所有宗教,是香港最大的政治正确和梦魇。

香港反修例渐次从和平示威走向暴力化,变味和变质的迹象明显(图源:AFP)

基于这样的“现实”、“历史”与“信仰”,北京说什么做什么,都是一种僭越;港府说什么做什么,都是在扮演傀儡。具体到今次的修例风波,北京即便一开始并未干预,事后也尽可能低姿态令冲突降温,但当“反送中”的口号蛊惑地在游行队伍中响起,当“林郑下台”的诉求状布满中环,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矛头对准北京,甚至于那名因危站坠亡的示威者也要千里之外的北京来“偿命”。

内因还是外因

这次北京可能觉得很冤。就如中共宣传部门常常抱怨的一样,因为怎么说怎么做都没办法消解掉西方媒体的指摘与污蔑,遑论让民众真心信服。中共外宣困局的主因,在内不在外。同样,香港今天的结构性问题,也在内不在外。

这里的“内”与“外”,站在不同立场分析结论可能会不同。站在中共立场,外部势力自然是不容小觑的外因,这是无须讳言的,但将其说成是CIA等干预却会遭遇强烈的抗拒,更会让大家忽略了自由主义这个舶来品,他在各种外部舆论和政治论述中不断起到的煽动作用。为什么要有一国两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一个原因,更关键的是自由主义的社会生活气氛,这是英国殖民地历史给香港留下的最重要遗产。因为无论是这种殖民地身份,还是作为国际自由港的现实,自由开放的中外族群融合以及今天中国所处的外部局势,都注定外部力量在香港的现实存在。更准确地说是这种来自西方的外部力量,深度参与到了此次事件中,且影响力不容低估。但对于香港走上街头的市民来说,他们看不见这种外部势力,因为这种抽象的存在早已经存活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价值取向中,所谓“外部势力”不过是北京转嫁矛盾的托词和假想敌,甚至说,中共对于香港的渗透和强力管制,才是最大的外因。

至于内因,其实中共也不是没有认识的,所以习近平在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的讲话中才反复说“发展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金钥匙”。虽然香港有不错的家底,但“禁不起折腾,禁不起内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也是中央政府意在从经济与民生层面推动香港二次回归,也就是本刊一直所阐释的人心回归。但对港府和游行抗议的港人来说,可能习惯了享受“一国两制”的优越性,也可能被连续二十四年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桂冠蒙住了双眼,反倒对关乎切实生活的内因认识不足,对大湾区就更是不理不睬。

这次游行有没有外部力量的介入?当然有,至少是舆论和政治的介入,包括各种主流西方媒体极具偏见的报道,英美政客不断发表那种口惠而实不至、煽风点火式的政治言论,高调及具挑衅性地接见香港反对派政治人物等。有没有少数勇武的香港人,他们以公民抗命为志业,诉诸暴力冲击政府总部和立法会?当然也有,事实上,任何社会都有,只是社会是否为其提供了借口或机会。但这两部分人数加起来,充其量也只是走上街头的百万抗议人数的零头而已。大多数香港年轻人真正关心的,依然是切实的问题,比如薪水涨幅是不是匹配房价和物价,住房面积是不是足够,己方诉求是不是可以被尊重和听到,上升通道能否不再铁板一块……但为什么虽然问题缠身,年轻人喊出的口号,却是“自由、民主、人权”,揪着不放的诉求,也仍是“林郑下台”、“撤回恶法”、“谴责黑警”。试想,如果有人喊上一句“我要大的住房面积”,以目前的情绪和气氛,他很可能会被视作说真话的小孩而成为众人眼中的另类或是精神病,估计没有太多人会低估政治正确的同伴压力。

这是香港的内因,也是游行爆发的主因,却被各方选择性地忽略。港府一开始以为“数够票”便万事大吉,拒绝给予空间让社会凝聚共识,想当然且很幼稚地认为香港自占中之后的政治平稳期足够稳固,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平静背后积压着的怨气已经转为怒气,而且火苗一经点燃足以将香港拉回到泛政治化和社会撕裂的原点。再来看看竭尽所能造势的反对派,百万人走上街头或许可以显示他们的号召力,但是“林郑下台”、“撤回恶法”都实现之后呢,或许情绪会稍有消减,但问题本质被认识到了吗,这些愤愤不平年轻人的困境能因此有丝毫改变吗?反对派只负责在动员力上刷存在感,只负责站在制高点上喊喊口号,市民的实际问题以及整个香港社会的希望在哪里,一概无知及无解。

根本问题解决不了,也没有人愿意直面,怨气和怒气总要时不时找到发泄口,中共就“无辜地”成了最好的靶子。港府为什么可以傲慢到这个地步?都怪中共。香港为什么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都怪回归了。香港年轻人为什么买不起楼?都怪中共支持的地产商。当问题看上去足够复杂时,归一变得相对简单直接。这就跟台湾在两岸关系充满不确定性的今天,将自己的民生问题与国际空间受限统统怪罪于大陆一样,再加上蓝绿政客各取所需的政治操弄和添油加醋,大陆早已是十恶不赦的“罪魁”。

其实抛开意识形态和情绪化,经历过六四风波的中共,在应对香港今次游行示威活动时,保持着相对谨慎。当香港警方第一时间将事件定性为“暴动”时,北京发声的官方机构和喉舌媒体,只是“引用”表达。而在有了进一步指示后,以很中性的“反对修例的游行集会事件”定论。针对参与游行的群体,北京也进行了切割处理:其一是极少数诉诸激进暴力手段的人,比如冲击立法会和政府总部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其二是扮演推波助澜、煽风点火角色的外部力量,强烈谴责其不负责任及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其三是单纯对修例焦虑不安、对港府和内地司法体系不信任的港人,要尽量多加解释,通过调整法例让其释怀,这是要解决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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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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