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系列评论】中共治港策:“一国两制”从消极到积极

+

A

-

自今年2月港府为填补法制漏洞而启动修订《逃犯条例》以来,香港社会掀起巨大争议,激起大规模社会抗议。现如今,港府早已宣布停止修例并向市民致歉,但修例风波不仅未就此停歇,反而余波未了。示威者起初主要在法治范围内的和平示威,但后续屡次出现违法暴力和冲击“一国两制”秩序行为,偏离初衷,例如7月1日,少数激进示威者暴力冲击立法会。纵观修例全过程,本具有司法正当性和现实必要性的修法行为,一步步闹到如今纷争不停、冲突不止的局面,着实令人不得不反思事情何以至此,香港究竟怎么了,过去多年的治港政策是否有偏差。

本着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多维新闻推出系列稿件,从批判少数激进暴力和分离主义者的极端不负责任行为、呼吁港人向违法暴力说不,到由表及里,深度剖析香港问题的深层病因,再到探讨过去多年治港的一些偏差,以飨读者。

1979年,港督麦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访问北京并与邓小平见面,给香港人带回来一句“投资者请放心”。这让当时的英国政府和很多港人心情大好,认为香港仍然可以“维持现状不变”。他们觉得当时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政府百废待兴,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不会贸然收回这块英国殖民地。

198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访华,目的不是改变香港回归中国的可能性,而是希望有办法“保持英国管治香港的现状”。甚至有人提出中英续约的想法,也就是所谓“主权换治权”的说法,将回归的日期延后。

1997年,香港回归,除了主权移交和解放军进驻,香港如中央政府承诺一样“马照跑、舞照跳”,在“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下,香港人原来日常生活可见的所有殖民地元素都得以保留,不仅是“器物”层面的度量衡与大律师发套,还包括社会制度、普通法体系与价值观层面的。

2019年,因为“修例”引发的游行示威和暴力冲突,让香港这个和平繁荣的城市,一夜之间面目全非。折射出香港人在谈到“修例”、“改变”这一类含有“变化”的词语时,不是去尝试理解其实质含义,而是呈现出近乎本能般的集体反弹。

这揭示出一个尴尬的现状——在谈论香港这座城市的前途时,无论是曾经的英国政府,还是香港市民,从来不是将问题解决,而是想办法让现状不会发生改变。邓小平充满政治智慧和制度创新的“一国两制”设计,以最小的波动实现了香港回归,解决了1997年最重要的问题,完成了香港被割让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性“大变”,但即便是这样的历史性“大变”,也是以维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为准则。

香港回归后,中国中央政府以“井水不犯河水”为北京与香港划线,但这种区隔的治港策为港独提供了温床。(AFP)

1/4

回归后的香港政治制度不变,原有价值观保留,但随着内地的发展,过于强调“两制”的框架遭到挑战。(多维新闻)

2/4

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有意识调整“区隔治港”,积极“一国两制”。(新华社)

3/4

香港阶级利益的固化使得港府脱离中下层民众,无法有效掌握底层心声,但作为香港未来中坚力量的年轻人,北京不能忽视年轻人的工作。(AFP)

4/4
上一张 下一张

而如果将今日香港践行的“一国两制”与1997年时期的“一国两制”对比,可以发现,“一国两制”以及其背后折射的中国中央政府治港方式,这些年实际上仍然没有本质改变。

《基本法》作为香港回归的“小宪法”,以及“一国两制”自身的精神内核,当然不应该发生动摇,但是“一国两制”的方法应该与时俱进。今天由“修例”引发的一系列事件表明,继续用静态的经验面对回归后的剧变,本身就是一个失误。北京对“一国两制”的认知与实践不能再陷入形式主义,片面强调“两制”差异,轻忽了回归后对“一国”的形塑,成为1997后治港工作的最大失误;原来以区隔、被动为主要政策价值观的消极“一国两制”必须向融合、主动的积极“一国两制”转变。

首先说“区隔治港”。九七之后,中国政府就在政治上,过度强调香港与大陆的“两制”区隔,过于重视“井水不犯河水”。表现在治港工作中,北京也是这不能碰,那不能改,过度相信港府官员的政治自觉和能力素养,低估了殖民地时代对香港社会结构、港人国族理念与价值观形塑,对香港事务持整体不干预态度。在这种治港思维下,很多本该积极作为的工作也一遇困难就浅尝辄止,致使《基本法》规定的香港宪制性责任一再拖延,直到今天都未能落地。在这种形式主义的消极治理下,因为当时内地和香港之间依然有较大经济和发展差距,一些港人心态傲慢,非但不领情北京对香港的体谅和安抚,反而将此视为内地也知道自己落后的例证,甚至产生内地人就是愚昧的恶劣认识,并习惯性地错误以为“两制”就是陆港区隔,使得缺乏“一国”的“两制”成了港独和激进本土滋生的温室。

举一例子,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行政总裁冯可强曾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成员,他在接受香港媒体《香港01》采访,回忆《基本法》讨论时场景曾说,当时大家有共识,香港将继续沿用普通法系,与中国特色的大陆法系不会互相干预。“1989年(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讲‘河水不犯井水’,很能点出大家的心声。”这也是他理解一国两制的运作模式,“总之内地还内地、香港还香港,大家互相尊重,同时香港继续对中国经济作出贡献。”

这个经验放在1997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事情总是变化的。当时的人可能没有想到此后内地经济得以如此突飞猛进的增长。经济方面,当时的蓝图设计,没有考虑到两地融合带来的经济活动与人口流动,已经不单是香港流向内地,而是双向互动。内地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实体,开始对香港产生巨大冲击。而经济的冲击最直接带来人口流动变化,并未充分估计中港两地人口相互自由流动的情况。没有考虑到内地民众可以自由进入香港。

目前,内地和香港已形成全球最大的双向客源市场。内地居民赴港旅游人数从1997年的236万人次增长至2018年突破5,000万人次,增长21倍。香港同胞赴内地旅游人数从1997年3,977万人次增长至2017年的7,979.36万人次,翻了一倍。

资本、人口、产业,甚至是制度碰撞与价值观交流……大量领域的双向流动与静态、不变的政策构成了结构性矛盾,曾经的“井水”与“河水”开始不断混合交融,过于强调“两制”的思维因此在这个现实面前遭到了严重挑战。

内地短时间内对香港的赶超正在冲击此前消极“一国两制”框架下的治港策。(VCG)

对此,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开始有意识的进行调整。例如历来中共总书记政治报告和总理工作报告都将一国两制作整体表述,没有将其拆开论述。可是十八大报告首次将一国两制分拆,表明“必须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有机结合。自此强调“国家主权、安全”,强调“一国”化成为中央对港政策主轴。2017年10月中共召开十九大,正式开启“习近平新时代”。此时习在十九大报告港澳部分首次加入“宪法”对港适用的说法——“牢牢掌握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中央对香港、澳门全面管治权……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这表明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治港过于强调“两制”区隔而忽视“一国”表述的现状。但是十余年的顽疾怎能那么容易一朝解决?

其次,在“被动”的维度,中央治港机构和主要官员一直以来缺乏主动接触香港社会、特别是作为香港人口主体的泛民的主动性。“密切联系群众”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统战精髓在治港工作中走调。和建制派及商界的过分亲近,使得中央政府不仅将居于人口多数的泛民推到了对立面,失去了与多数市民的沟通机会,也失去了对社会脉动的精准把握能力,无法根据普遍民意适时进行政策调整。

九七回归后,中央区隔认知治港政策,强调两制大于一国,不过多干预香港。而这种“不过多干预”的思维又进一步演化为对于香港社会民意渠道缺乏了解的政治现实。尽管有中央驻港机构、港府以及建制派、民间学者以及部分民主派人士会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政府“建言献策”。但一则这些机构与人员也只是香港众多利益集团的代表之一,并无法全面代表香港的普遍民意;二则在政治学中,信息传递还是一种“螺旋式”的传达,传递者总是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需求,“放大”或“缩小”某些声音。这在层级森明的中国政治框架中尤为明显。

如果中央政府再缺乏主动去了解香港的渠道,就会雾里看灯,不明不清。中国政府是否应该反思,为什么要求普选的主张得到大量香港中产阶级和底层市民支持?为什么左派的话语被泛民力量和“港独”势力所利用?为什么中央政府对港工作会被香港市民解读为“亲资本”的形象?港人治港不是商人治港,也不是建制派治港,今天香港社会精英阶层已经与中下层割裂,民众日益固化的香港社会缺乏社会安全感,使香港市民情绪极端化。经济上的不民主,直接导致香港市民要在政治上需求民主,民众情绪需要有渠道表达和释放,但是香港中下阶层缺乏有效的意见表达渠道,香港很多社团和界别代表等并未与其所声称代表的民众有深入广泛的联系,反而越来越成为少数人的特权。

因此,中央政府应该主动、完整,而非被动、片面地接触香港各个阶层民众,在认识到香港“一国两制”的客观实际,在保证国安前提下,让不同阶层、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有效博弈,特别是给予香港中下阶层更多政治参与机会和意见表达渠道。而不应该将中央权威将某些个人、某些阶层捆绑在一起。

此前治港的“消极”维度,集中体现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没有及时在香港推行去殖民地化教育,再加上“不变”的理念一度占据中央对港政策主调,使得北京完全低估了去殖民地化的政治冲击,没有积极地去对香港社会进行干预,进行去殖民地化工作。其结果就是今日港人未能及时建立起国家认同,构成中国政府治港“消极”的一面。

尽管香港回归22年,但其去殖民化教育并未及时推行,在此次反修例运动中,部分示威者打出香港殖民时期的港英旗。(Reuters)

盘点世界各前殖民地独立或回归后的经历,除了香港和澳门之外,都经历过一个“去殖民地化”的过程,完成了社会转型。澳门因为其城市人口规模,无法作为典型案例,但是香港完全不同。香港是“回归”并非“新建”,但是在去殖民化问题上,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深刻认知,将“不变”的范围从“制度”泛化到一切殖民地元素,包括价值观与历史认知。而香港本身也缺乏诞生政治家的土壤,一直是行政主导,导致回归后,港政内部也没有对“去殖民化”问题有全面认知。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魏南枝曾说,回归之前的“香港华人”具有三重含义,既是被英国殖民者藐视的“低人一等”身份,也是香港的华人能够团结起来主张权益的共同身份,还微妙地是相对贫穷落后的内地华人“高人一等”的身份。这三重含义构成了西方中心主义主导香港主流民意的基础,也构成了回归之后“去殖民化”的复杂性与艰巨性的根源。自香港回归谈判启动以来,存在从地域性概念的“香港华人”到身份认同概念的“香港人”的转换,这不仅是香港回归前后一个独立的身份建构的形成与发展,更是香港居民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出现分歧的开始,香港回归前对内地的微妙心理、回归之初曾经试图“改造”内地政治的雄心以及当下比较优势逐渐衰退所产生的失落感等,给深受殖民地文化影响的香港本土意识提供了民意基础。

此外,中央政府对去殖民化问题认识不足还体现在政治体制,特别是政治授权和政治认受性方面。比如香港的特区行政长官具有双重正当性来源,第一是中央政府的任命与授权,第二是香港本土的选举。这种双重正当性来源内部是有张力和冲突的。因为在中国长期存在的中央——地方复杂关系适用于回归之后的中央——香港关系,却易于被解读为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与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之间的紧张关系,香港“去殖民化”工作也因此被过度政治化解读。这就使得1997年之后香港特首管治权威长期低落,矛盾一个接一个的爆发,不断受到挑战。

因此,无论是占中,还是修例,都表明中国政府治港政策最大失误在于没有尽早在香港推行“去殖民地化”教育。使得整个香港社会的意识形态混乱复杂。青年一代陷入集体“梦游”,缺乏身份认同、社会认同和国家认同,成为一系列对抗事件中的主力。中央政府更应当忧虑的是,这群年轻人将在未来几十年成为香港社会的中坚。今天其实已经为时已晚,但如果不能快马加鞭推行去殖民地化教育,积极地与“港独”争夺各个阶层,恐怕二十年后香港社会情况将更令人忧心。

九七年之前,各方势力给香港人和香港社会,设计了一个完全不能应付变化的治港蓝图,并在随后的22年中,对很多存在于“一国两制”框架内的矛盾、问题、分歧,避而不谈。从中英谈判、制定《基本法》、九七过渡,以及后九七时代,后占中时代,22年间,整个香港社会感到焦虑,浑身不自在,躁动不安。今天,如何化解这种焦虑,消弭这种不安,如何将区隔、被动、消极地一国两制,调整为融合、主动、积极地一国两制,调整九七后中国政府“不变”地治港思路,建立具有现代性、时代性,符合香港今天实际现状的一国两制政策,化被动为主动,即是“不得已必做之事”,也是“顺势而为正当其时”。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网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撰写:佑安 江流

评论

【声明】评论应与内容相关,如含有侮辱、淫秽等词语的字句,将不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