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香港深层痼疾 北京要实行积极“一国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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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10 23:27:11

眼下,香港局势愈演愈烈。8月7日中国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在通报北京精神时指出:“香港正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当前最急迫和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无独有偶,近期香港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亦称“香港正处于九七后最严峻的局面,‘一国两制’正受到最严峻的挑战”。

据香港媒体《香港01》资料显示,从6月12日至8月7日,香港已出现超过31场不同的公众集会活动,围堵警署行动遍及五大总区,共有21所警署遭示威洗礼;警方在多场驱散行动中,共发出至少1,820枚催泪弹、300发橡胶子弹、170发海绵弹以及20发布袋弹;共有至少580人被捕,涉及罪名如暴动、非法集结等。

毋庸赘言,香港形势已经比较严重,起初法治范围内的和平反修例运动,已经日益偏离初衷,给香港安全、稳定秩序、法治和繁荣稳定带来严峻挑战。这种持续不断的暴力行为,不仅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只会是伤上加伤,冲击香港的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地位。事情发酵至此,令人不得不深思,本具有司法正当性和必要性的《逃犯条例》修订,何以酿成现在这个局面,为什么那么多港人参与反修例。

除了修例被异化和污名化、部分港人的意识形态认知、港府推动修例过程中手法不当、外部力量推波助澜和密集介入之外,一个关键原因是过去多年治港政策存在消极、区隔、被动的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在政治社会层面,未能成功推进国情教育和《基本法》23条立法,造成香港年轻一代缺乏国族认同,以及香港长期存在国家安全漏洞,前者让年轻人成为今次反修例运动的主力,每每冲在最前面,后者严重妨碍京港互信,无形助长分离主义的肆虐;在经济民生层面,未能反思和修正自由主义经济体系,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香港成为发达经济体中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许多港人生活艰难而卑微,年轻人看不到未来希望,不满情绪愈来愈重。某种程度上讲,反修例运动之所以如此严重,其主要原因正是许多港人对经济民生的长期不满,外加年轻人的国族认同淡薄和分离主义浑水摸鱼。

从北京和港府的角度,对于眼下香港局势,既要尽快缓和冲突,让社会早日回归理性,又要反思过去多年的治港政策短板。(AP)

有鉴于此,针对今次香港反修例风波,除了当下最重要的工作是尽快让所有港人向违法暴力和冲击“一国两制”秩序行为“说不”、果断切割,希望示威者恢复理性,让香港社会早日回归正常发展轨道之外,一个同样非常重要的工作是反思过去多年治港工作的一些短板,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区隔走向融合,从消极走向积极。

当然,这种反思绝不是忽略香港回归初期的治港工作成绩,而是为了说明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任务,通过反思过往,来为今天解决问题提供启发。在香港回归初期,北京治港工作倾向于整体不干预,甚至在治理结构和理念上也没有及时进行一个去殖民地化的转型正义过程,使得香港在回归后几乎完整保留了殖民地时代的社会结构和治理体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十分重要的国情教育和《基本法》23条,当初固然尝试过推动,但因手法欠佳和考虑到部分港人的反对,均以失败告终。不可否认,那会北京之所以这样,是有当时特殊的背景。彼时,香港正值回归初期,不论是广大港人,还是国际投资者,都或多或少有一种疑虑、防范和观望心理。为了安抚香港人心和国际投资者,为了确保回归后的香港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和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那时北京治港工作自然会难免偏向于整体不干预,甚至被认为有些被动、消极和区隔,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是“井水不犯河水”。

这固然安抚了人心,确保了香港回归初期的稳定繁荣,但也致使长时间被英国殖民的港人未能及时祛除殖民意识,与内地民众拉近心理和认知距离并形成共同的生活经验,以建立起共同的国族认同。时而久之,随着有大中华情怀的老一辈逝去,在与内地区隔状态长大的新一代港人难免产生认同困惑,习惯于把内地当作“他者”,警惕香港与内地靠近,将“两制”视为阻挡内地的屏障,助长分离主义。更严重的是,香港那套已经畸形的自由主义经济体系迟迟得不到检视,加剧贫富悬殊、高房价、青年贫困等深层次结构性矛盾。2017年香港基尼系数高达0.539,创过去40多年记录。港府扶贫委员会的数据则显示,2016年全港贫穷人口高达135.2万,贫穷率19.9%,即每5个港人中就有1人活于贫穷。香港住房问题更是极其严重,已连续第9年登上房价最难负担城市首位。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之际,有学者整理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数据,发现自1997年至2015年,大学毕业生收入平均数从14,250港元(1港元约合0.128美元)增加至18,583港元,如果扣除通胀,增幅只有7.5%。既缺乏国族认同,又生存艰难,结果可想而知。

正是在此背景下,为了解决新问题,近年来北京治港政策其实发生了转变,变得更积极主动,包括提出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将北京的全面管治权和港人治港结合,依法精准打击港独,出台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落实香港居民同等国民待遇。但在经济民生层面,目前治港工作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仍然未去督促港府重新认识已经畸形的自由主义经济体系,故应当汲取本次修例风波的教训,让港府走出对自由主义的过分迷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利益分配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当然,考虑到陆港政治经济体制和价值观的差异,以及许多港人长期以来的“避难者心理”,积极“一国两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还应注意方法和出台政策的科学性,掌握港人心理和社会脉搏的变化,春风化雨,给港人一个适应和接受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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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应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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