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蒙面法】港独这只隐形怪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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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09 01:56:25

反修例风波继续升级,《禁蒙面法》的出现,一时间让冲突找到了升温的借口,但能维持多久,关键还是看“和理非”的人数会否上升和坚定起来,对勇武派的粗暴破坏起到震慑作用。港媒“香港01”认为,香港的社会冲突其实与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多大分别,主要是一群“激情”与“冲动”的人,深信自己受到不公平对待,铤而走险,诉诸暴力,最后他们的诉求或许全部、部分,甚至一点都没有实现,社会却付出了代价。究竟香港在这次冲突之后的命运如何,并非极少数暴力示威者可以掌握,而是始终在大多数香港人自己手中。

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本来就建基于对内地的不满与仇视。2014年“占中”事件之前,“港独”言论就隐藏在多次社会冲突中,时隐时现、时起时落,后来都被社会彻底唾弃;到了最近,这只怪兽又想冒起,貌似要取代反修例成为抗争运动的主要诉求,这种投机估计又会是一次失败尝试。当大家找不到运动前进方向,冲突亦事实上缺乏继续向前走的动力时,这种“极致”的政治诉求是最可能的结果。当然,在不同的地方,这种独立诉求的终点会不一样。南斯拉夫分裂为几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苏联分崩离析,但东西德成功统一,朝鲜和韩国同样追求统一,香港和澳门回归了,台湾依然与内地隔海而治。历史说明这些不同结果之间没有固定规律,只是各种政治力量在博弈过程中留下不同的轨迹罢了。

用“问题导向”处理危机 才能对症下药

香港是否能独立,以及这种危险诉求有什么代价,取决于香港市民和中央政府的态度,以及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力量对比。新疆与西藏的独立运动发生了很长一段时间,成功与否显而易见。中央政府反对独立的立场明晰,有坚定的决心,在过程中唯一值得探讨的是它如何管控与独立势力之间的博弈。以往中央政府处理“疆独”的政策不恰当,结果不尽人意、冲突持续,近年的政策符合现实,效用开始呈现。它是在强硬镇压的同时,实施更多与社会现实相符的社会与经济改革。中央政府处理政治危机的关键手法是“问题导向”,也就是针对问题的本质对症下药,不被意识形态和表层现象误导,困难只在于如何找到问题的本质。中央领导层近年在这方面成就显著,结果是暴力冲突大幅下降。

不少人难以想象把香港的冲突与新疆的情况相提并论,但讳疾忌医就无法认识问题的本质,也无法找到“问题导向”的正确解药。当然,香港发生的还不是恐怖主义,它是典型的“暴民政治”,是意识形态被高度扭曲后的结果。就算这样,大家不应该掉以轻心,以为恐怖主义不会在香港发生——几个月前也没有人预见到香港今天的骚乱。可悲的是,香港大部分“暴民”竟然是大学生和中学生,这就是社会应对的困难所在。我从不认为学生是罪恶的,他们属于社会应该给予最大宽容的青少年群体,但这并不等同我们不需要承担教育、引导,甚至约束的责任。发生如此大规模学生骚乱事件,责任至少有一半是成年人必须承担。

“港独”的任何理论依据都毫无意义,因为它从来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力量说了算,更何况至今没有一位具权威性的学者或政治人物提出能够用来讨论的说法。这几天有人在网上发布“香港临时政府成立宣言”,看的人寥寥无几,内容更令人啼笑皆非。当然,香港是个言论自由的社会,我虽然对“港独”言论嗤之以鼻,却无法赞同以言入罪,除非它已经超越言论自由的边界。

消极成功的“一国两制” 养出痴肥香港

香港是一个独特的地方,因为它有着独特的历史,以及独特的成长过程。除此之外,它就是一个细小经济体以及司法独立、行使高度自治行政权力的政治实体。最近二十二年,由于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它有了异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制度安排,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具活力和增长最快的中国经济体系之内享有特殊制度设计—“一国两制”。当然,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没有多大作为,这种制度设计亦毫无意义,现实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变了苏联时期的无用,成为能够挑战过去最成功资本主义制度的崭新制度,过去四十年中国快速发展,甚至对美国构成了文明与制度的威胁。当香港这个曾经被誉为最成功的资本主义社会遇上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它究竟能起到什么化学作用,本应启发不少人的想象。可惜,至今很少人对其进行规划和利用,一些人甚至将陆港两种制度的融合误解为危险,选择将两者从走在一起的自然轨迹扭曲为对立的关系,甚至发展到一小部分人,包括年轻人,追求分裂。

人是万物之灵,这种“灵”之所在正是它能思考和想象,包括受到外部意识形态影响时,对同样事物作出不同解读与认识。香港回归之后,就算在“一国两制”的指引下,亦需对之前的制度做出相应调整,让这种创新制度实践出积极的成果,但是,陆港官僚的无知,使两种不同制度之间的融合备受忽视。很可惜,“一国两制”今天只在消极意义上成功:香港立法会否决依据人大常委会“831决定”作出的普选方案;至今未按照《基本法》规定为23条立法;成为“示威之都”而未受内地任何武力干预,甚至在近期的无休止骚乱中,示威者焚烧国旗污损国徽,内地都没有即时介入。

如果这种结果曾经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怀疑论者难以想象的,今天的情况应该很好地证明了中央并未违背不干预香港内部管治的承诺。但这并非对“一国两制”的全面认识,而是对“一国两制”是否成功最肤浅的理解。奥巴马

积极的“一国两制”就是推动香港内部改革,在改革过程中,认清内地社会主义的相对优势,从中寻找帮助香港发展的营养。吸收内地一制的营养绝对不是“吃饱睡”,这只会制造痴肥,只有吸收与运动同步,这样才能发展肌肉、强身健体、为我所用。吸收的前提是“一国”,“运动”的意思是改革,只有两者并行,积极的“一国两制”才变得可能,而积极的“一国两制”自然而然可促进两地的融合,反过来实现了“一国两制”的创想。当年为了帮助香港解决“沙士”(SARS)之后的经济困难,中央政府推出“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通过各种政策,包括大量游客访港,为香港注入极大经济动能,然而结果强差人意,经济确实复苏了,但市民无法分享成果,这就是一种缺乏“运动”、制造痴肥的营养补给。如果香港在CEPA政策实施时同步启动改革,解构原来的既得利益结构,让经济成果在各个阶层中雨露均沾,今天的冲突就可能不会发生。

消灭“港独”最有效对策 就是高效改革

中央政府承诺香港“五十年不变”,并非要求香港内部发展一成不变,而是指“一国两制”这种制度设计的“五十年不变”。不只香港人对此有错误理解,连中央政府都被动地以为香港只需要延续原来的发展模式,就会“繁荣稳定”。当然,对于既得利益群体来说,任何变化都挑战他们的既有地位,不变当然是最理想的。但社会阶层流动本就是任何具活力社会必须的,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个别群体如果长年被约束在原有的弱势位置,只会发生冲突。阶级“上流”是资本主义稳定发展的基础,亦是它具备合法性的关键议题,但是否真能如理论所言做到,从来就是政治和学术界的议题,历史也早就证明缺乏流动性只会激化社会矛盾,挑战稳定。回归之后或长或短、或大或小的政治及社会冲突很好地为此作了注脚。这亦解释了为什么“一国两制”消极但切实地实行着,却被部分人批评它没有达到期望。

香港今天的社会冲突以及“独立”诉求就是“五十年不变”的结果。这是指它是过去“五十年”不变的必然终点,因为它根本与回归无关,亦与“一国两制”无关。它是资本主义这一制度缺乏社会及阶级流动的结果,西方社会及政治学教科书早就有所研究,亦是资本主义社会一百年前开始通过福利政策控制住社会崩溃之后的共识,只是香港的精英与官员视而不见、学而不识,中央政府官员又对香港的资本主义存在迷思。应对这种社会冲突及“港独”诉求的有效方法就是“变”,也就是推动改革,就好像美国上一任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初次竞选时提出的“Change”(变),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黄背心运动”之后提出的社会改革,以及内地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当然,在提出“变”之后还要高效落实,不能够只是口号。奥巴马的Change并不成功,马克龙尝试改革的结果有待验证,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就有目共睹,三者的分别在于政治魄力和执行力。

香港要解决今天的困局,只有一条路径,就是由上而下制造变化,一种进步意义的变化,推动这种进步意义变化的手段就是改革,而且是全面和深刻的改革,目标就是为香港赋予公平正义。改革容易吗?不容易,因为既得利益群体不会坐视不理,更不会束手无策。当社会及人民需要改革,但为政者纹风不动,就会发生冲突。对于既得利益群体,如果阻碍改革,结果就是“被改革”;同样地,对于为政者,缺乏对改革的认识,甚至阻碍改革,结果亦是被改革碾压和消灭。只有当改革成功,社会才能恢复稳定。其实,既得利益群体不应该亦无法阻碍改革,他们应该花心思去适应改革,帮助改革,在改革之后的社会结构中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甚至可以继续在新的既得利益结构中有自己的角色。

至于“港独”,它不只是错误的“改革”,甚至是改革的最严重障碍,是歪路。把“港独”视为解决扭曲结构的手段,是无知,亦是政治上的幼稚。作为香港社会稳定的关键持份者,中央政府根本不会容许这种尝试,它的力量亦决定了这种政治行为无法实现,香港内部亦有足够力量制约如此荒诞的冒险。当然,年轻人有政治创想,偶然衍生荒诞的主张无可厚非,社会的责任是引导他们健康发展,其中包括用振聋发聩的警示。市民已经毫无保留地告诉政府,香港需要改革和变化,就算部分年轻人做出激进的暴力破坏行为,甚至提出“港独”这样的荒诞诉求,政府亦无法回避全面启动改革的责任,更何况改革就是消灭“港独”的最有效对策。只是,如果为政者能够与市民及年轻人找到共识,共同推动改革,他将会以摧枯拉朽之势改变身陷深层次结构困局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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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编:南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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