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北京学者:港版“颜色革命”倒逼香港特色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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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公布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对于香港问题有专门一个部分的论述,虽然内容不多,但对于香港反修例以来暴露出的问题针对性很强。习近平在“说明”中提到,“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具体到香港问题,究竟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围绕这些话题,多维新闻记者采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田飞龙。访谈分为两个部分推出,此为访谈下篇。上篇为:《对话田飞龙:从四中全会看习近平的治港思路》

习近平的治港思路,经由四中全会的重申与厘定,正在逐渐清晰起来。(新华社)

多维:你刚也提到选举民主制度变与不变的问题,从北京的维度考虑,会不会在香港的政治安排上有所为?其实我们是呼吁重新思考香港政治安排的问题的,虽然重启政改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确是很多问题的总源头。

田飞龙:我觉得中央在政改方面不会直接做回应,因为这是中央的底线,而且中央认为“831”决定已经解决了香港政改的法律框架问题,只有香港的反对派表现出对该决定的认同与认可,以及香港反对派表现出最低限度政治忠诚,至少是《基本法》框架内的忠诚,我觉得按“831”决定来继续推动政改才具有了操作可能性。中央不会思考任何第二条轨道政改的思路,不可能撤回“831决定”。尤其是在反修例所造成的这种反抗还有社会分裂形势之下,中央更加认为启动政改会是不安全的政治选择,并且完全不可能重建“一国两制”的繁荣稳定以及中央的管治威信,造成的后果反而是更加激烈的反国家,反中央,以及利用政改的形势进行彻底的夺权。

在政改之外,中央实际上是希望加强行政主导,加强国家安全的法律保障,同时为了国家改革开放的总体安全而适当地部分替代香港已有的优势和功能。与新加坡合作,然后壮大澳门,以及做大深圳,用这样一些方式使得香港感受到一定的压力和挑战,使得聚焦转型发展及与国家和解合作重新成为香港精英以及多数人的理性选择。所以这次运动不能只是说示威者要求什么就回应什么,中央不是这么被动的,中央考虑的是要结构性解决香港问题。结构性解决香港问题就是要让香港认清楚自身现在的地位、角色以及与国家的关系,付出任何代价都必须让香港认清自己。而唯有香港认清自己的真实命运与道路,新香港的重建发展才有可能。代价止损的责任更多会落在香港社会本身,因为高度自治意味着高度责任,而国家掌握时间与主动性,可以长期等待。

多维: 之前采访香港前立法会主席曾钰成的时候,他说重启政改可以让港人不至于那么绝望,“没有盼头”。也有台湾学者建议,“831”之外,北京可以集思广益,让各方讨论香港政改的问题,具体怎么重启、展开等。

田飞龙:不可以,他们或许有善意,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政改问题中央已经做决定,它不是一个需要再讨论的问题。它跟2010年政改不一样,跟2007年也不一样,那时候的政改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法律方案,但是“831”决定已经提供了完整的方案,现在要做的不是中央提出政改或者重启政改,要做的是反对派怎么理解、接受“831”。不接受“831”香港就没有政改,这没有讨论余地。只有认同“831”以及在“831”基础上凝聚共识、推进政改的问题,绝对没有从头再来重启政改的问题,更没有说讨论政改怎么做的问题。政改就像做布丁,“831决定”的食谱已经有了,剩下的只是如何照着做的问题。这就是讨论香港政改问题的法律基础和政治空间。

多维:如果政改这个核心问题没有讨论可能性的话,香港问题真的能解决吗?

田飞龙:中央也未必那么着急去解决香港问题,因为这是中西方博弈背景下的议题。香港问题的性质就像中美贸易战一样,中央并不急着在中美贸易战中达成协议,背后的思路就是展现一种以我为主的战略定力,让对手自己内部发生变化,让对手重新思考自己的策略选择。因为如果对方提出几个诉求都是你不断回应的话,这个时候你就显得很被动,而且很容易进入对方的政治逻辑陷阱。现在并不是再给香港人什么希望的时候,而是让香港人绝望之后重新理解国家,重新理解自己身份与前途的问题。他们原来那种希望近乎追求“完全自治”,其设想、出发点以及对香港与国家关系的理解,在中央看来需要改变。这个逻辑很冰冷很残酷,但是似乎越来越成为中央政策选择当中的一种共识。所以中央不着急,因为中央知道到底对打的是什么,不是打任何一个具体的议题,打的是香港内心的虚妄与骄傲,经此决定性碰撞后它才会重新理解自身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香港反修例至今,鲜见中共高层对于香港问题的表态,不过近期林郑陆续与习近平和韩正会面,一些说法引发外界关注。(新华社)

多维:我们一直在等待一个香港民意的转折点,但是好像一直没到来。

田飞龙:那就继续耗下去。这个就是国家意志与地方意志的较量,就是“一国两制”到底向何处演变的较量,到底是完全拒绝国家力量、国家战略进场,还是国家要主导融合发展,香港要跟国家一起致力于民族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然大多数民意不转变,沉默、观望甚至怯懦,中央不着急,用时间与成本来挤压民意中的机会主义水分,最终形成支持“一国两制”融合发展的稳定多数民意。

多维:北京在等待香港民意转变以利于发展大局,港人又在等待自己的呼声被北京听到,最现实的止暴制乱却还是解决不了。

田飞龙:这里面的互动逻辑很好玩。香港一出事情,香港希望中央看到香港人这种力量,看到香港人的逻辑,还有香港人的价值观,香港人跟西方的联系,以便让中央停止,别再采取全面管治权了,甚至一地两检都别搞,大湾区也别把香港融入发展的太厉害。可中央并不这么理解他们。中央认为“一国两制”当中自己有正当的管治与融合发展的政策制定权,目前的反抗只是因为香港人没有想好,精神上没有准备好,目前的反抗更是外部势力利用香港牌在制衡中国国家发展,甚至损害国家利益。中央要做的是澄清“一国两制”初衷初心,同时尽力从多个层面排除掉妨碍“一国两制”融合发展的各种障碍,包括完善行政主导官员任免,以及完善国家安全的法律保障。这些都是为了清理“一国两制”按照中央的理解实施的在地障碍。

现在逻辑很清楚,中央是决定打赢这场港版“颜色革命”的反击战,它要达到两个效果:第一,向外部势力释放一个信号,“一国两制”是中央管治下的“一国两制”,外国势力可以插手,可以干扰但是绝不可以成功,如果这次超强动员下的反修例运动外国势力都不能成功,就像占中一样,那么我觉得对于中央的管治信心是很有效的支撑。第二,这一次对港版“颜色革命”的反击战要告诉所有香港人,不仅包括反对派,还包括建制派那些比较摇摆、比较投机两面派的人,跟不跟中央走,跟不跟国家战略走,就是香港命运的唯一选择题,唯一选项。如果不这么选的话,可以用任何方式反抗,可以用任何方式勾结外国势力,对不起,都没有意义。这次一定要让香港人看到什么路是绝路,然后唯一的路应该往哪儿走,这样的话“一国两制”就进入了另一个阶段,进入了开始在精神上基本上接受融合发展的阶段。因为现在很多香港人还在抵抗,抵抗融合发展的时代命运,他们的时代革命是一种拒绝中国民族复兴的时代革命,更准确而言不是“革命”,而是违背“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反革命”。只是这种“反革命”需要以法治方式予以治理。

多维: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模仿香港的“颜色革命”,包括英国伦敦、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智利等。

田飞龙:但其实不一样,虽然有些形式上、口号上、手法上的模仿,但是矛盾的性质与冲突的激烈程度不一样。冲突激烈程度不是指街头那种打砸抢,还有死不死人,这是表面的激烈程度,实际上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激烈程度是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但在智利、西班牙、法国还有英国伦敦的抗争不包括意识形态的抗争,实际上是关于社会公平、发展正义分配的抗争,主要是一些偏于经济政策性的因素。比如智利的地铁涨价,虽然背后也隐含了一些政治矛盾,但不包含基本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矛盾。在“一国两制”里面,香港的反修例是包含基本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矛盾的,这是个很重要的差别。不过,各国对香港抗争模式的模仿确有共同损害全球法治的极其负面的意义,如果持续会严重反噬欧美政治稳定与法治权威。

多维:基于这样的意识形态之争,所以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这场较量类似于缩小版的中西方之间的冲突。

田飞龙:对,我们也多次谈过,这其实是一场微缩版的或者迷你版的文明冲突,是一个属于崛起进取形态的中国东方文明与受殖民文化深度影响、深度西方化的香港社会之间的冲突。香港由此得到西方无保留、全方位的支援。所以香港未来变成什么颜色是个大问题:香港是要继续保持这种黄色,在“一国两制”之下继续与西方的价值观与体系完全一致,诉诸完全自治甚至港独,还是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会被逐步改造为一种不那么黄,有点白,但是白里透红的,红的色彩越来越重的新状态?我们期待香港越来越认同国家,越来越与国家战略紧密结合,去奋斗,去创造,获得新的发展。“红”不再是政治禁忌,而是法治、发展与民族复兴。所透出的“红”正是“一国两制”的“一国”基础与前提,是“一国两制”的底蕴与血色。

两个颜色背后是两个香港前途,这与形式上模仿香港暴乱的世界其他地方的暴乱是不一样的。其他地方是一个颜色,比如说加泰罗尼亚就算独立了它也是一个颜色,它独立了也不会选择社会主义,它独立了也依然是个新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香港要独立了那跟内地之间是个非常明显的意识形态的颜色分别。

多维:所以世界范围内的这波示威抗议的浪潮,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颜色革命。

田飞龙:对,西班牙、法国还有英国、智利发生的不是颜色革命,而只是内部的一种社会抗争,抗争之后国家的体制和意识形态继续保持。它只是要换掉一些国家的执政者,它并不是要换掉那些国家的制度。真正的颜色革命是不仅要换掉执政者,还要换掉制度,比如说像卡扎菲或萨达姆被推翻之后,他们维系的那套制度也要被推翻。可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模仿香港示威者的这些暴乱,他们并不是要推翻他们社会制度。香港暴乱包含着颠覆管治权与“一国两制”的政治威胁,因而带有“颜色革命”的特征。

多维:革命的背后,是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的诉求越来越普遍和迫切。

田飞龙:这个是有共性的,除了极端政治目标上香港示威者跟他们有差别之外,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追求分配上受到更加平等有效的对待,这些是共同的,也是逆全球化时代社会抗争的通常面貌。

多维: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提出“香港特色资本主义”的原因所在,因为如果只是一味地沿着原来的资本主义道路走,有关公平正义的问题没办法解决,“香港特色”其实就是在融入社会主义的部分。

田飞龙:实际上中央还可能进一步想到,香港的问题用资本主义的方式解决不了,普选的方式也解决不了,香港的问题只能是在香港引入一定社会主义的政策与管治方式,包括民生的回应,包括经济基础结构的转型,政府非常强的干预跟分配,这些都跟原来特区政府的管治哲学还有香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不同的。包括在香港也要实施精准的扶贫,特区政府提出来的是对每一个具体细微的阶层跟群体都要帮扶到,这就是港式精准扶贫。林郑最新的施政报告里面有些内容就是精准扶贫的思路,就是用社会主义的思想元素跟政策措施在解决香港社会所出现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这不是在用一种所谓更多民主的方式去解决社会的冲突与撕裂,而是用一种公平分配以及共同发展的思路去解决问题。

多维:所以香港反修例风波的爆发,也让人们重新思考资本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田飞龙:其实“一国两制”里面应该旗帜鲜明的提出来,香港社会的问题不是“一国两制”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固有矛盾的一个爆发,化解香港问题就是对这个固有矛盾的解决和克服。比如说地产霸权、贫富分化,以及民主的局限性等等,这些需要引入社会主义的思维跟管治方式,用社会主义改良香港的资本主义。从而,“一国两制”的制度交流就具有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改良、提升的意义,这是要放在中央管治权加强背后的理由当中加以声明的。社会主义是广大穷苦人的哲学,平等者的哲学,那社会主义怎么样照顾跟回应香港那些贫困者呢?社会主义是要承担责任的,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已经回应不了。这也可以拿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矛盾冲突来回应,尽管那些国家的抗议者没有质疑到资本主义体系本身,但资本主义体系对他们的回应总是治标不治本,所以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可以提出来怎么用社会主义之善去补资本主义之弊。

多维:但香港人一听“社会主义”,不认为是在补资本主义之弊,反而认为是一种戕害。

田飞龙:这是教育和社会意识形态造成的,这表明港人对一国,对社会主义还不够了解。当然,社会主义要考虑到包括在香港以及将来在台湾落地的认同问题,否则也会造成尽管政策很好,但是别人无法理解,无法转变成一种认同意义的深层机制。

这里面应该也有政策执行跟监管的问题。惠港政策就有社会主义性质,一些优惠政策是否能够公平、精准、有效地对接香港的需求群体,中央也并不回避这样的问题。在回归以来中央惠港政策与香港需求群体的对接失衡上面中央是不回避的, 而且以这次运动为契机要做很好的反思与政策检讨。

多维:最根本的,还是要发展出一套真正意义上的“香港特色资本主义”。

田飞龙:有人曾提出过一个对“一国两制”的认识,说内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香港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和你说的“香港特色资本主义”颇可谐趣。“一国两制”下两种主义共存于一国,使得这两种主义不可能是100%存在,因为在一国之下,两制之间必然要有种种冲突、融合、互动,所以香港也必须带上一定的来自社会主义的影响,从而使得香港的资本主义与西方有别,具有香港特色,而这个香港特色是无法回避一国的笼罩与框架的。“一国两制”是伟大的永久和平之道,试图以和平方式及东方智慧终结冷战秩序与冷战世界观,但香港人似乎并未自觉到这一框架的完整战略意义与规范旨趣。穷则生变,痛定思痛,香港在“一国两制”下需要重建观念与制度平衡,香港自身的自治与自救能力是关键性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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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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