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香港风暴变为学生运动 北京止暴制乱策略怎么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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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16 00:47:34

过去几天,香港因返修列而起的示威活动明显升级,暴力冲突开始从街头转入高校,尤其在香港中文大学内发生的对峙冲突,不仅有示威者在一些地方纵火及投掷汽油弹,而且警方也发射了催泪气体以及橡胶子弹。至少从香港传出的画面来看,昔日的平静的校园已然沦为“战场”。基于各方面考虑,香港教育已经宣布全港学校停课,影响范围包括所有中小学及幼儿园。不少内地生以及在港台生开始陆续撤离,英国也紧急召回了部分在港交换生,俨然新一轮的“逃港潮”。

为何高校会成为这次暴力冲突的急先锋?当对峙示威从街头转入校园,是否意味着运动本身的焦点已经发生转变?这样的转变又会如何影响官方平息风波的手段与策略?

持续了五个多月的香港反修例运动,在过去一段时间再次升温和激进化。(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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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示威者烧毁汽车,破坏公物,目无法纪,令人发指。(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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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冲击之后的香港街头,一片狼藉。(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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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差别袭击与对不同意见的人动用“私刑”,正在香港变得普遍和日常。(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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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的黑衣人,正在将香港这座城市推入不可挽救的深渊中。(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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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暴力冲突后,俨然“战区”。(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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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街头暴力转入校园后,在港台生陆续撤离。(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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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将时间线拉长,便不难发现,高校及学生群体从运动一开始就扮演着急先锋的角色。早在7月,香港大学学生会便举行了“光复港大”的集会,抨击校长未能“与学生同行”;8月,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会长购买镭射笔被警员逮捕;9月,香港10家高校学生会呼吁学生开学罢课;到了10月,香港理工大学学生会呼吁全体学生就校长拒绝与戴口罩毕业生握手一事“自发行动”;进入11月,内地学生在香港科技大学校园内遭遇黑衣人“私刑”,各校学生也不约而同发起了针对内地学生的仇视与变相“驱赶”行动。

而当“战场”从街头转入原本就作为急先锋的高校,整场运动的焦点也随之转移到了学生群体身上。不同于社会各界参与的运动,学生运动天然地带有理性主义和容不得挑战的道德感,故而也更纯粹,更激进。最近发生在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暴力冲突,便是最好的证明。就像当年的五四学生运动一样,举着自由、民主的大旗,最终却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火烧赵家楼”的极端暴力。而且事后,陷入亢奋的学生群体也并不认为自己做的有错,因为看似崇高的目标已经压倒了一切,任何暴力似乎都变得可以理解和解释。尤其是当北洋政府迫于各方压力释放了被捕学生,彼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亦以身家做报并率全体师生亲自迎接,更是加强了学生的正义感和道德感。但被人们忽略的是,事后不久蔡元培便辞去了北大校长,留下一句“弑君马者道旁儿”,何其哀哉!

对于焦点已经发生转移的这场学生运动,特区政府以及北京究竟该如何应对?现在不少舆论普遍认为,既然早已没有了可以“政治对话”的对象和空间,那香港局势最终以极端的“宵禁统治、强力拘捕”来止暴制乱,则是完全没有悬念的必然选择了。其实,这样的判断也对也不对。对的地方在于,这是止暴制乱最常规的办法,也是最糟糕情况下不得已的选择;而不对的地方则在于,既然运动的焦点已经发生明显转移,那相应的策略是否也应该及时作出调整。尤其是当焦点转移到学生这样的特殊群体身上,更是需要重新思考,怎么做才是最有效的,怎么做才不至于真的彻底失掉一代人。

诚如上文所言,学生群体相较于社会群体的鱼龙混杂更为纯粹,也更为理想主义,对待这些学生也需要一分为二看。有一部分“勇武派”学生,唯恐天下不乱,不仅自制汽油弹,而且在与警方的对峙中冲在最前面,将推动“港独”作为志业,此一部分群体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但除此之外,另一些学生可能只是情绪式参与运动,这些学生未尝不可考虑给予一定程度的特赦。如此“一手软一手硬”,对校园“围而不攻”,或许可以给目前不断升温的局势适度降温。

也许有人会对特赦香港学生嗤之以鼻,毕竟从目前来看,这些学生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学生,转而成了手拿汽油弹、对内地生随意动用“私刑”的暴徒,难道面对这样的暴徒,不是该严厉惩治和法办么,为什么还要扭扭捏捏地特赦?面对这场持续了五个多月的香港风暴,不管是从哪一方角度出发,喊打喊杀都是最容易的,大力镇压也是效果最直接的,就像一些人呼吁的,解放军直接出动可能很快就能止暴制乱,但为什么北京一直没有动手去这么做,就是考虑到这场风暴在偶然性之外有着很大程度的必然性。在这样的必然性里,参与其中的各方,包括特区政府,学生群体以及香港普通市民,都在经历一场刮骨疗毒式的“大考”即便将现在的学生群体一揽子都镇压掉,也解决不了香港的本质问题,反倒加剧了撕裂,并给年轻世代的心里种下永久的仇恨的种子。

香港的确是一本难读懂的书,经历过这场风暴,至少一些以前装睡的人开始被迫睁开眼,来认真审视这座昔日被繁荣掩盖了真问题的城市。最终能不能读懂先不论,至少没有时间和空间继续装睡了。从长远来看,这对于香港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然这里的“好事”,可能真的要放在更长的时间周期里,才可能被人们意识到,感知到。就如人们今天来看当年的六四事件一样,如果没有那一次风波,很难想象北京会在今次的香港问题上如此有战略定力,也很难想象中国会在“大气候”与“小气候”不断变化的今天,还在如此坚定地走着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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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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