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民主党副主席:区选结果“太突然” 还没看到北京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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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香港反修例风暴而备受关注的香港区议会选举已经结束,建制派的惨败令外界瞠目的同时,也将一举摘下385议席的民主派推上了前台。面对建制派的惨败,以及己方的“战绩”,民主派表现得相对低调。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在结果出炉后会见传媒时即表示,今次选举成绩不属民主党,是运动抗争的结果,属于香港市民。而且“虽然民主派压倒性胜利,但与建制选票仍维持在六四比。”这表示,“社会撕裂严重,无论政府与民主派都要理解。”

选举之后,工作人员清点选票。(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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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4日,周日,何君尧在保镖的簇拥下现身香港。(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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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香港民建联主席李慧琼(中)和她的候选人在香港区议会选举中失利后出席新闻发布会。(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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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清点选票。(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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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市民排队投票,今次区议会选举投票人数创新高。(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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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开票现场。(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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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果比我预想得要夸张得多”

区议会完结后,多维新闻记者在香港鸭脷洲利东商场采访了民主党副主席罗健熙。对于这样的结果,罗健熙也大感意外,“这个结果比我预想得要夸张得多”,“太突然了”,同时他也坦言,“过去五个多月香港人用了很多办法,和平的,不太和平的,都做了,为的是让政府改变。香港人很愤怒,也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区议会来了,那就抓住它,最后结果就是这样子。”

不过,面对今次的选举结果,很多人会担忧,因为民主派固然可以借由“情绪选票”和政治口号来赢得议席,但具体到社区工作却又是很实在的。在未来,如若泛民继续高喊“自由民主”等空头口号,忽视地区民生工作,无法用同等注意力推动社会改革,恐怕会浪费今次强调的民意授权。

对于这样的质疑与担忧,罗健熙一方面表示“还没做好万全准备”,一方面也承诺“希望能与建制派做的不同,也做的更好。”至于今次选举对于明年立法会选举以及2022年特首选举可能造成的影响,罗健熙则承认自己对立法会选举没有寄予太大希望。“因为立法会选举是比例代表,这次区选民主派和建制派的得票比例是六比四,跟过去并没有很大的差别。”而谈到特首选举,罗健熙则笑言“这对北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挫败”,因为商界的票变得至关重要,“中央政府就需要跟香港的商界做一些妥协,去威胁他们也好,笼络他们也罢,过去中央可能不需要过于倚重商界,就能轻松拿到过半票,可现在整个形势不同了。”语末,罗健熙还特意提到了李嘉诚,尤其是这位香港首富在反修例问题上遭遇的质疑,以及遭受的来自北京的批评和指责。

一种“事实”两种解释

跳出区议会选举本身,当谈到香港已经持续了五个多月的反修例运动时,罗健熙的语气变得急促,措辞也更加犀利。反复出现的高频词是,“不要搞香港”、“别管香港”,因为现在北京派来管香港的机构和部门,“根本就不了解香港,对香港也没有感情。”为了佐证这一点论断,罗健熙反复提到了2003年“二十三条立法”,提到了中联办,提到了时任中联办研究部部长曹二宝于2008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到的在特区建立第二支管治团队。

而当记者追问,这些在港人看来“搞香港”的做法,其实正是“一国两制”的内涵,因为在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之外,还有北京的全面管制权,“两制”的前提是“一国”,今天香港闹成这样,也正是过去“井水不犯河水”的过于放任造成的“果”。难道不该反思吗?难道还要继续“别管香港”?罗健熙反问道:“你觉得香港有什么地方不尊重‘一国’?我觉得香港人对‘一国’最大的尊重,就是我们不谈。”

其实回顾反修例运动,对内地民众来说,最不可想象的,除了内地游客和记者遭遇殴打和不公平对待外,便是有示威群体在游行过程中高举着英国和美国的国旗,7月1日冲击立法会当天,有人甚至将港英旗帜铺在了立法会主席台上,被占据的立法会内,亦是飘荡着不少港英旗。“高举着英国旗和美国旗,难道不是不尊重‘一国’吗?”记者如是追问道。

面对这一问题,罗健熙并没有直接回答“是”或者“不是”,而是选择“绕道而行”,并就此辩解道,“将港英旗铺在立法会桌上,这中间的意义到底是不是主权的问题?在我看来不是主权的问题,年轻人只是想说明,港英政府的年代立法会是尊重民意的地方,现在不是这样了。”当记者继续追问“为什么会觉得港英时期比较尊重民意”时,罗健熙则采取了“切割法”,具体来说,就是将港英后期切割为两个阶段,六七十年代谈不上尊重民意,但八九十年代的民主化却是很尊重民意的。

“不谈”不等于尊重,某种程度上更是对于既定事实的回避。具体到“一国两制”的理解,也是狭隘甚至偏颇的。既然香港已经回归,那么在香港反修例运动中高举着英国和美国旗,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意”的问题,而必然会涉及到主权的纠葛,所宣誓的,就是激进示威者对于“一国”的挑战。

11月24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港岛区一个投票站投票。(新华社)

北京与泛民如何打交道

随着泛民阵营取得区议会多数席位,一个被搁置已久的问题随即被摆上台面:北京接下来究竟该如何与泛民打交道?面对这一问题,罗健熙直言“北京应该先想清楚,如何与香港人打交道。”同时补充道,“这是一个信任的问题,香港跟北京没有信任,香港政府与中央政府没有信任。”如何打破目前的隔阂,罗健熙亦坦言“这就是北京最大的问题,放不下自己的身段。”

其实如何与泛民阵营打交道,一直是困扰北京和涉港机构的问题。早在2016年,港澳办主任王光亚接受媒体专访时曾有过“表率”,因其从始至终都未使用惯用的“反对派”“异见者”或者“持不同政见人士”来指称泛民,而且不仅承认泛民的存在是“正常的”,会“伴随着一国两制长期存在”,还表示“泛民的立法会议员是特区政权体制的组成部分,从基本法的角度看,他们也属于建制人士。”只是这样的姿态,在以对抗为常态的洪流中很快即被湮没。

“现在看不到中央政府打破隔阂的诚意和善意”,罗健熙特别强调。为什么“看不到”,罗健熙也给出了一些“论据”,比如在多数港人都反对林郑月娥的时候,北京高层和各机构还在一如既往地“坚定支持”,比如香港高院判定《禁蒙面法》违宪遭遇的风波,比如至今示威者已经逮捕了几千人但还是看不到警察被问责,比如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一再出现的“加强”、“全面管制”,等等。基于此,罗健熙反问道:“这个是善意吗?”

屁股决定脑袋,同样也注定了香港反修例是一场现实版的“罗生门”。泛民固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认为,以上这些“现象”背后,不是善意,反倒是满满的恶意。但稍微换位思考,北京的“难处”也显而易见。尤其在今天的政治气氛下,任何层面和幅度的作为,就算是直接的“善意”,都可能在政治口号和情绪压倒一切的今天,走向反面。

“意外”卷入理工大学风波

在区选之前,罗健熙还“意外”地卷入了香港理工大学的风波中。根据民主党所发声明:罗健熙当时身处理大外超过500米的幸福中心,在执行党务理解冲突发展,并尝试协助市民,却被警方无理拘捕。民主党还称,因不停收到市民求助,罗健熙一直与党内立法会议员留守附近处理。

当记者询问理工大学目前的情况以及对激进“勇武派”暴力行为的看法时,罗健熙一开始笑称“我也是暴徒”,随后略显平静地说道,“我相信没人想看到港铁被破坏,也不想自己上班被阻扰,包括那些投票给民主党的人。但为什么区议会还是投票给民主派?因为市民觉得政府的所作所为,比示威者的破坏力要大100倍。政府破坏的是制度,示威者破坏的只是设施。”

“就我们现场看到的,示威者破坏的可不只是设施,同样也是破坏香港的法治。”面对记者的追问,罗健熙变得情绪激动起来,提到了警察暴力执法的问题,也提到了警察与白衣人的勾连,并连续追问道,“七二一警察完全不作为,有人被调查吗?有人停职吗?香港的警察跟黑社会合作不是问题吗?北京看不到这些问题吗?警察跟黑社会合作对香港的破坏大,还是示威者去破坏一些设施对香港的破坏大?你告诉我,哪个破坏大?”说完,罗健熙还特意强调,要把这些客观写出来。

不消说,从反修例一开始,香港就陷入到了非黑即白、各说各话的漩涡中。这让人不由地想到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罗生门》中那个拔死人头发的老妪,还有那个走投无路的家奴。家奴之所以决心弃苦从恶,剥下老妪的衣服逃离罗生门,就是因为仿佛从“拔死人头发”中看到了更大的“恶”,自己“剥下老妪的衣服”这样的“小恶”又算得了什么呢?但说到底,不管是“小恶”、“恶”还是“最恶”,都是“恶”,也都切实地对香港造成了破坏。

事情发展至此,再去纠缠谁恶谁错,已经没有太多意义,因为卷入这场风波的各方,包括北京、特区政府、示威者以及香港社会,放在不同的时间周期中或多或少都有错。当前与其纠结谁更恶,进而以暴制暴、以恶制恶,不如都好好想想如何才能带领香港走出困境。在这一点上,民主派自身也必须要掂量清楚。

接下来,香港会怎么样?罗健熙坦言“这几天的平静是暂时的”。而当记者问道“最近几年有没有去过内地”时,罗健熙回答说“八、九年没去了,之前也只是去过深圳这些就近的地方”。而且,“在香港的问题上,我觉得跟我有没有去过内地没有太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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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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