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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绝对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作者:姚监复|来源:文摘|日期:2012-10-18 02:49:41

国除了1980年代出现过短暂的思想解放时期,一直是加强思想控制,宣传主旋律,唱同一首歌。从重庆唱红到北京抄写毛泽东的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封杀“左”、“右”的不同声音,对有点影响的作家,网络名人进行打压,真正恢复了文革时期的“舆论一律”。这样的政治思想环境,难于在中国产生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人物

中国环境难出戈尔巴乔夫式人物

苏联(俄国)的戈尔巴乔夫,写出了《新思维》的理论作品,作出了解散苏联共产党的勇敢行动的实践,被中国的左派认为是毁坏了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祖国──苏联的叛徒。但是,国内外一些急切盼望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人士,幻想中国共产党内也产生一个戈尔巴乔夫。十年前,美国的华文报纸《世界时报》刊出过社论:《胡锦涛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我当时写过反驳文章:《胡锦涛绝不是戈尔巴乔夫》,但未被该报采用。十年后的2012年,中共从十六大到了十八大,又有一些好心人幻想“习近平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我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

因为,2012年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不同于1991年的苏联和苏联共产党。

──没有批毛。苏联共产党以1954年赫鲁晓夫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罪行的报告开始,对斯大林本人的错误、罪行及其严重后果和制度根源,进行了彻底揭发和公开讨论,为苏共的解散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而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本人的路线错误与罪恶没有进行认真的彻底的揭发、清算和批判,不敢同毛泽东割裂,以维持执政合法性,打天下坐天下。

──尚未出现纷争危机。苏联共产党在1980年代拟扭转苏美冷战中社会、经济状况远不如美国的败局,农业、食品危机、经济危机诱发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党和国家危机,逼迫上层领导人推进了公开化、民主化、自由化的进程。而中国在文革造成大失败后,改革开放出现了经济恢复性增长,加入WTO后又遇到世界金融危机的特殊机遇,以低工资、低福利、低人权和高污染、高耗能的出口导向型传统产业的发展和低效益高投资拉动了GDP的增长。如果经济能维持一定比例(如百分之七至八)的增长──不是硬着陆时,十八大的新领导人採用强力维稳和照顾民生的软硬两手,有可能延缓社会危机、党的危机的总爆发。

──人心思稳怕乱。苏联从文化、思想上和地理上历史上像东方国家,但实际上是欧洲、西方国家,对民主、自由、人权的渴求远高于中国,敢于公开游行示威提出政治要求,党内、社会上和舆论中敢于发出不同于主旋律的声音,甚至出现不同政见者的派别、社团和党派,即使苏共解散,存在着反对派管理国家的组织,思想准备。中国有大飢荒饿死几千万人、文化大革命无法无天的全国内战和“六四”当局敢于以真枪实弹屠杀学生的历史教训,人们不敢正面对抗。由于多分得了一块蛋糕而怕乱,企求稳定,维持现状。保卫个人利益的心理只在忍无可忍、危及生存时,才出现拆迁户、失地农民的大量上访,但主要是经济性诉求,正面斗争对象是基层政权,而不是全国性的反对共产党的政治革命。

──党内民主、社会民主和舆论自由、思想自由不如苏俄。苏联从1953年批判斯大林以后,思想解冻,地下文学成了公开文学;肃反扩大化的悲剧内幕与大规模公开平反,冲破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克格勃式控制,争取到了免于恐惧的自由,社会上出现了蕯哈罗夫式的自由派,党内涌现了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式的民主派,党员、群众实际上在思想上抛弃了列宁、斯大林主义和苏联共产党,政治上作好转型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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