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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日本

作者:马凡|来源:文摘|日期:2013-12-09 03:13:23

百多年来;中国有过多次向日本学习的过程,但总是落后于日本。究其原因,是在向日本学习的过程中,放不下儒家这个道统。儒家是日本学习中国的,正宗的儒家还是我们。儒家核心的根基不能动,在日本却能够同时接受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理念,而在中国均无法有效实施。现如今日本高调宣称日本归来,日本在安倍晋三首相的带领下,重返世界的日本,再次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指日可待。在同时,中国的崛起,则会在美日及其同盟的围堵中充满变数。因此,中国应重新学习日本,以日本为榜样。通过向日本学习,学会如何成为大国;通过学习日本学会如何做大国。

目前中国有两大学习流派:一个是西化派,另一个是社会主义特色派,唯独没有向日本学习的意图。然而,西化派和特色派都遇到了瓶颈,这就是西化派遇到了文化与发展的瓶颈,即开放与保守、市场自由与贫富差距无法兼顾。无论市场自由主义者,用金融的逻辑、市场的逻辑、经济的逻辑等范式,都不足以说明持续发展方式的有效,这就是西化派在社会上不收待见。另一派则在打通毛、邓上到处撞墙。毛泽东在当年是被神化的,是真理的化身,一句顶一万句,真理在毛手中。而邓则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巧妙的否定了毛,但却将实践的权利握在手中,毛邓均是一人说了算。如今则不符合现代国家的治理,相较作为邻国的日本,与中国同文同源,却能在开放与保守上,竟然能够做到和谐统一,让现代与传统同步发展。

那么日本是如何做到的,我们到底没有学到日本的哪些本领,对安倍宣称的日本归来这一摆在当下的一个现实。比较中日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国落后于日本更是不争的事实。日本百多年以来有过三次发展,如果将日本三次发展过程中的指导思想同中国同一阶段的发展观相比较,重新以日本为学习的榜样,对照我们发展的指导思想,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在这三个发展阶段中,日本的明治维新、战后的经济腾飞、如今的日本归来和同时期中国的洋务运动、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如今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日的发展观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一、日本明治维新的“求知观”与中国洋务运动的“文化观”

中国的洋务运动在国内有过许许多多的相关论著,“中体西用”源于中国传统的“文化观”是不争的事实。大部分的人,对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等,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及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富国强兵、侵略扩张、脱亚入欧相当熟悉。却不知道,明治维新的最主要的观点是“求知观”,在同时期中日双方都遭受了西方的入侵,黑船事件打开了日本门户,让日本看到了自己的落后,需要向西方学习。明治天皇睦仁便以向神明宣誓的形式发布了著名的《五条誓文》: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权;2、上下一心,盛兴经纶;3、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个遂其志,人心不倦;4、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5、求知欲天下,大振皇基。“求知于天下”,这是日本明治天皇以宣誓的形式发布的,中日在发展观念上以分出高下了,日本的“求知观”是寻求富国强兵。而中国的“文化观”则是寻求如何保住大清延续大清的寿命,日本只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打败了大清,成为当初的一流强国。如今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日本的“求知观”仍然是日本国民的最重要的观念,在日本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中国的“文化观”却依然主导着中国人的思维。

二、日本战后的“宪政观”与解放后中国的“真理观”

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主导下,制定出公认的最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和平宪法”即日本宪法。日本人认为,正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日本建立了民主制度,完善了日本的天皇制,而这,正是日本后来能够和平发展经济腾飞的重要前提。靠一部宪法,将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在日本完全复制,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也是日本人尊重宪法的体现。

日本以“宪政观”为思维方式,体现的是法与正义,即法是规则。法是追求正义的,遵守法律则是为了实现正义。作为日本国民就要遵守宪法,在宪法的框架下行动。

反观中国,“二炮论”盛行,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和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则在解放后,认定了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即是真理。精通马克思主义的领袖是真理的化身,中国开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真理的观点,不但否定了其他思想的存在,而且还打通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通往马列思想的理论,儒家的政治理想无非就是建立一个君圣臣贤、从帝王到臣民全体都是活雷锋的君子国,道德便能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相融合。为此,为了尽早的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做出了举世震惊的举动,通过社会主义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寄希望于通过文化大革命来改造国民,使人人成为雷锋成为有道德的国民,来尽早的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结局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过论述。然而相较“宪政观”,“真理观”极端错误,却能够在中国长久不衰,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文化缺陷。即传统文化模糊了真理与正义、道德与正义、道德与法律、法律与正义的界限,在儒家文化中,公正往往与道德混为一谈,德高望重,有德者居之,中国人可以在真理、法律、道德和正义之中随意游走,游刃有余。

中国以“真理观”为思维方式。将真理视为正义,却不知道真理与正义的差异。真理是属于科学领域的概念,其正确的答案只能是唯一的一个,不可能同时又几个答案,否则,社会就会出现混乱。将马克思主义强定为真理,放在社会中执行,本身就是错误。七十年代末,对真理的标准开展的大讨论,最终,却得到了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吊诡的论述,虽然最高领袖不在是真理的化身,却赫然发现,只有有权才能去检验什么是真理。现代社会追求公正是需要法律来实现的,不是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实现的。如果每个人头脑中的有关正义的价值判断不同,那么有关正义是什么的答案也各不相同。现在有些人还在进行着真理的讨论,认为真理只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无疑是希望能够取得权力。如果有真理存在那就是权力,当年的混乱可想而知。

三、现今日本的“普世价值观”与现今中国的“特色观”

安培晋三再度担任日本首相一年,遍访了东盟十国,纵观安培晋三带领日本重返亚太的做法,采用的是国际上近年来屡战屡胜的普世价值观方法,用颜色革命取得胜利,同时又大大减低了大规模的武力干预。这些颜色革命的胜利,却是因全球一体化带来的价值观变化所发生的。战争的手段变为使用价值观的方法,日本终于看清了普世价值观的作用。在中国崛起的同时,利用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其他国家不同,只能用经济的手段与他国交往的缺点。安培晋三采用价值观外交的方式和积极的和平主义方法,广泛的同各国交往。而日本的技术一流、资金雄厚,又有号称有最符合联合国宪章的日本和平宪法,可为安培晋三的目标实现增加砝码。普世价值观是日本找到了发挥日本做大国的出路,当今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不变,使用战争手段改变政权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谁能够采用价值观合作,在全球的活动范围就越大,就可以拥有更广泛更大的资源。近几十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了拥有民主制度的国家。以往,使中国迅速发展的环境将不复存在。如不干涉别国内政政策和拥有普世价值观的国家还不是很多,我们可以不谈意识形态只谈生意,灵活多变,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反观西方国家由于价值观和国内政治掣肘,很多国家不能打交道。如今环境已变,美日和西方已经不在容忍中国的韬光养晦式的崛起,日本就是看中了这一点,开始了价值观外交,看看日本国民在海外的活跃程度,参与各种的NGO及联合国的活动,中国的“特色观”式的发展前景不妙。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反宪政、反普世价值观的新锁国思维非常有害。虽然,我们和西方的思维差距较大,但是,我们可以重新向日本学习,清朝的洋务派官僚张之洞认为“出洋一年,胜读西书五年”,其主张去日本的理由,在今天看来依然可以借鉴:1、路近省费,可多遣;2、去华近,易考察;3、东文近与中文,易通晓;4、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过去影响中国的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等都曾在日本留过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日本的影响。如今,日本的军国主义在宪法的条件下已不可能存在,中日没有战争的可能。那么,重新看待日本,可以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个途径,求知观、宪政观、普世价值观日本能够吸收和接受,为日本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中国可以借鉴,并不需要非得摸石头过河,中国需要接受的一个痛苦的观点:就是中国社会必须要想象中国会有失败的可能,而不是战无不胜,随时要防止意外倒下。因此,接受批判的观点,不断修正行进的路线,才能不致于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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