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辩护的崛起

文摘:赵楚 2014-01-09 19:05:58

公民权利的伸张、争取和行使,永远都不可能回避其本身具有的政治属性;而在专政体制下,对公民权利的践行,就是对专政体制的反对。

2013年,随着中共新旧领导人换届交班的完成,当局在各地开展了新一波对政治异己的抓捕。本轮抓捕和指控的对象,主要是各地公开举牌,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新公民运动参与者,包括北京的丁家喜、赵常青、许志永、王功权,江西新余的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以及安徽合肥的张林、李化平、周维林等人。而素来以改革和开放成就自诩的广州,则对2013年初南周事件参与者郭飞雄(本名杨茂东)、刘远东等人进行了秋后算账式的抓捕。这一系列政治性抓捕,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

新一轮毫无法律根据的政治性抓捕,与人们对中共十八大后的改革期待,可谓背道而驰。一些原本对新政持乐观态度的知识分子,也因此深感失望。当局在实施抓捕的同时,还加大了对公共舆论的压制力度,特别是对社交媒体采取了非常严厉的管制措施,以降低这一轮抓捕活动在中国大陆所产生的影响。从这种抓捕异己和压制舆论双管齐下的做法中,人们可以看出中共新一届领导人的政治路线:对具有政治反对意味的社会活动保持绝对的高压态势,任何有政治集结与制度变革意味的呼吁,都视为对中共专政体制的直接挑战,必须予以镇压,即使这将损害中共当局在国内外的道义形象也在所不惜。显然,中共新一届领导人已把这当作施行新经济路线的政治保证。

就其本质而言,这种在红色体制国家常见的政治迫害,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司法事件。无论是依照现代的法治精神,还是依照中国的现行法律,那些被捕者的行为都是完全正当和合法的。中共当局对他们的抓捕和指控,本身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运作,而只是利用司法工具对行使民权者所进行的打击。因此,无论是那些被捕者的言论和作为,还是中国公众对他们展现出的支持与敬意,都是直接针对专政权力的政治较量。众多执业律师为他们提供的辩护,也不是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刑事辩护,而是一种旨在彰显政治反对正当性的政治辩护。围绕着那些被捕者所进行是审判与辩护,与台湾美丽岛时代的军法大审,在性质上是一样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为这些政治案件所进行的辩护,不同于以往维权律师在一般维权案件中所进行的辩护。过去几年,以斯伟江、杨金柱、陈光武、袁裕来、周泽、迟夙生等为代表的所谓死磕派维权律师,在许多颇具代表性的维权案件中,进行了极富专业水准的法律辩护,对一些受侵害的个体提供了有效的救助,并通过这些富于勇气的法律实践,在全社会范围内极大地普及了现代法理和法律知识。但是,这些法律辩护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些辩护的法理前提,是假定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可以解决权力对权利的侵害问题。

实际上,肆意侵害民权与社会利益的专制权力,与它所赖以为工具的法制体系并非二物,而是一体两面的存在。中共与布尔什维克的法理学本身就公开宣称,法律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是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因此,一般的维权活动即使在一些个案中偶有所成,也难以改变中国法治缺失的基本现实。这些维权活动之所以有时能够成功,绝不是法治精神和法律本身的胜利,而只是当权者为保护专政体制的全局利益,所实行的弃卒保车的战术让步。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人们给予诸多维权律师莫大的信任和支持,并不是在法治社会里,公众给予法律专业人士的信任;而是在专政社会里,公众对抵抗专横权力的举动的支持,也就是对包含政治反对意义的局部抗争的支持。这种信任和支持,毫无疑问主要是政治层面的,与这些维权律师的法律素养和专业水准,并无特别密切的关系。

司法维权的政治维度

相关阅读
免责声明:本文所载资料仅供参考,多维新闻对该资料或使用该资料所导致的结果概不承担任何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