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峰:意识形态全面收缩将使改革误入歧途

邓峰投稿2014-07-14 21:10:47

观察近来中国局势,不难看出,一张覆盖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铁丝网正在悄悄成形。2014年6月30日,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中要求:“新闻单位的记者、编辑、播音员、主持人等新闻采编人员及提供技术支持等辅助活动的其他新闻从业人员,在从事采访、参加会议、听取传达、阅读文件等职务活动中,获取的各类信息、素材以及所采制的新闻作品,其中包含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未公开披露信息等,都属于职务行为信息,应加强管理。”可是,什么才算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未公开披露的信息?由谁来界定这些概念?一旦所谓的秘密牵涉公民的根本利益,到底应不应该公开报道?如此模糊的规定,只会成为各级官吏打击媒体从业人员的借口。

随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强调:“新闻从业人员要遵守与所在新闻单位签订的职务行为信息保密协议。不得违反约定,向其他境内外媒体、网站提供职务行为信息,或者担任境外媒体的‘特约记者’‘特约通讯员’‘特约撰稿人’或专栏作者等。”看到这个报道之后,许多媒体人深感焦虑,担忧中国的言论环境步步紧缩。

如果再联想到之前那则“禁止新闻记者和记者站未经本单位同意私自开展批评”的规定,以及社科院被中纪委官员批评受到境外势力的渗透,更是令人不寒而粟。同时,面对接踵而至的网络风暴、净网运动,使得曾经的反腐阵地和言论先锋新浪微博风光不再,网络发言变得更加谨小慎微。中国图书出版则在经历自1989年以来最严厉的审查,许多出版人为此苦恼不堪。从网络到报纸,从图书出版到社科院,意识形态正在全面收缩。

本来新一届领导人上台之后,许多人从中看到某种希望,尤其是硕果累累的反腐风暴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改革决定更是让海内外人士刮目相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树立本届政府改革的公信力。可是,意识形态的全面收缩将十分不利于改革,甚至可能会导致改革误入歧途。

从权力监督的角度来看,意识形态的全面收缩必然导致来自知识分子、媒体从业人员的批评大量减少,从而严重削弱他们的监督作用。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总统曾经谈到类似观点,如果非要他在有政府无媒体和无政府有媒体中进行选择,他会选择无政府有媒体。政府的作用固然不可替代,但是如果只有政府而无媒体,那么政府肯定会犯下错误,甚至可能会沦为欺压人民的机器。媒体则不同,只要允许它们自由存在,虽不能取代政府的职能,但是至少可以充当信息公开和舆论监督的利器。正是因为媒体作用重大,许多西方人士将媒体监督权力列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大权力。如今,中国的意识形态全面收缩,对于媒体人来说,无疑是噩梦,因为这将使得他们只能成为政府的跟屁虫,从而慢慢丧失一个媒体本应具备的监督功能。

当以媒体为主的社会监督权力的日渐式微,中国的改革很有可能被人变相利用。改革是一项攻坚克难的事业,将要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在社会监督有限的情况下,改革措施很有可能被下面的官吏变相利用,从而败坏改革的名声,阻碍改革的进行。之所以会这样,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政府内部的监督极为有限。一直以来,权力监督主要分为社会监督和政府监督。当社会监督难以奏效的时候,只能靠政府监督。可问题是,政府监督其实是自己人监督自己人,或者说左手监督右手,这样的监督,怎么可能会有很大作用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中国的权力是集中统一的。无论是横向的法院、检察院、政府,还是纵向的各级政府,最终都要统一于党中央和国务院。这种集中统一的制度设计虽然表面看起来行动高效,但是却容易导致下级官员报喜不报忧,欺压百姓,而这恰恰是古往今来中国改革所必须面对的通病。比如,宋朝王安石变法,本来许多改革政策是挺好,却不幸被下级官吏变相利用,从而祸害百姓,以至于最终改革落下把柄,不得已被废除。从古至今,中国政府内部的监督都是非常不够,如果还不利用好社会监督,那么今天的改革很有可能会徒增许多麻烦,甚至会导致很多初衷很好的改革发生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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