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工作者 需要更多資源“點亮”的另類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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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為台灣的“社工日”,該節日是為紀念1997年4月2日《社會工作師法》的通過立法。然而尽管透過立法肯定社工工作的專業,但在社工勞動條件和社福體系的改善上卻未能有顯著邁進。尤其隨著社會救助和公共照顧需求的增加,政府公共支出卻短絀的情況下,台灣社工普遍面臨高工時、高案量、高壓力、高風險,但工資與社會認同卻相對低下的問題。

過去20余年來,台灣社會福利體系的擴張,主要都是以委托民營的方式推動,以最小化政府的責任。在政府為節省成本的業務外包下,窮了社福团體也苦了基層社工(圖源:中央社)

去(2018)年的社工日前夕,当各地方政府辦理褒揚社工的活動時,台灣各地的社工工會聯合公布了一份社工勞動權益調查報告,揭露了社福行業各類的剝削、壓榨問題,例如低薪、被迫回捐工資、超時工作等,使得“服務弱勢民眾的社工,反成為弱勢的一群”。

該份報告引來台灣監察委員王幼玲、田秋堇的注意,并展開了历時近一年的調查,今(2019)年3月監察院正式向台灣衛生福利部(簡稱衛福部)提出糾正,指陳衛福部長久以來為節省成本,轉嫁照顧弱勢責任給委外補助团體,又漠視地方政府長年未給足經費,而衍生了社工高壓、勞動條件差,造成人員流動,無法維持專業服務品質的惡性循環。

社工的低薪、過勞問題有多嚴重?從監察院的調查報告可知,根据衛福部委外的研究調查发現,全台社工人員有60%都在民間組織服務,而民間組織的社工人員工資,約52%的工資每月落在新台幣2万5,000元至3万4,999元(1元新台幣約合0.03美元)的區間;有21.2%的社工人員實際支領的工資低于應領到的工資。

部分社工之所以無法获得約定好的工資,這是長期存于民間社福組織的“回捐”陋習。有部分社工在助人使命感下“自願”捐助;有部分卻是未經社工同意,由社福組織直接挪為他用,或用以墊付資方應負擔的社會保險費而未足額給付。而社福單位會要求社工“回捐”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挹注的經費不足。

此外,在高案量、人力短缺的情況下,社工普遍也面臨高工時,沒加班費,亦無暇補休等問題。更有甚者的是,社工工作過程中還承擔著高壓與高風險。例如在進行家庭暴力訪視和救助補助時社工可能遭遇言語或肢體暴力威脅,過去曾发生有案主認為申請社會補助受社工刁難,而以鐮刀砍傷社工的憾事。

根据勞動部2018年度的調查,社工和醫療從業人員受到職場暴力威脅的比率是高居各行業之最,以公部門的社工為例,每百人中約有32人曾有過職場暴力的經历,其中有18.42%的人曾碰過語言暴力,8.46%的人曾遇上心理暴力,2.63%的人遭遇過肢體暴力,2.47%的人遇過性騷擾。

賴清德2017年任職台行政院長期間曾勉勵從事照顧工作者,若認為工資低、工作條件困難超過忍耐程度,就把它当成“做功德”、“做善事”(圖源:中央社)

社工惡劣的勞動處境,消磨掉不少懷抱使命感和熱情的社工,使得社福單位既無法留住專業資深的老鳥,也難以吸引更多新血投入,這也是為什么社工人力會長年短缺的核心問題。

例如在不少社福單位,一位社工能待上3年至4年,就已經算是“資深”;而大學社工科系就被視為是“學長、姊淚推莫讀”的五大科系之一,有網民就指出,“(社工系是)一個非常需要有愛心的系,很苦而且薪水又不高,工作量很大、心力的耗損更大、所以流動率很高,除非真的非常非常有助人的熱情,不然很容易會有無力感。”

台灣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劉淑瓊即指出,社工因勞動條件不佳而高流動率所造成的后果,就是“永遠是最嫩的社工在第一线服務最复雜的個案”,“這絕不是個案之福,也絕非政府所当為”。

在紀念社工日時,政府除了表揚“績優社工”外,也應看見每個辛勞的績優社工背后,還有無數個默默付出的“積勞”社工。如何從資源和制度面讓他們免于陷入“弱勢照顧弱勢”的窘境,更是政府責無旁貸的責任。畢竟每天睜眼就是“柴米油鹽”的世俗社會,我們是無法期待社工人員能永無止尽地靠“做功德”的大愛及使命感去維系一個完善的社會福利、安全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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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陳炯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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