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亡國感”遇上“反修例” 台灣從香港看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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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國感,諧音“芒果干”,這是台灣青年世代新興的網路流行語。興起的脈絡,可以追溯到去(2018)年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大勝,一直到此前國民黨民調一度“冒尖”,当然,也包括了“韓流”(韓國瑜現象)的出現,讓經历過太陽花運動,對兩岸关系特别敏感,且不乏特定意識形態的台灣年輕人,對于現實感到無力、挫折與焦慮。

高雄市長韓國瑜的“韓流”現象令許多台灣青年費解,也成為“亡國感”揶揄的對象之一(圖源:中央社)

特别是香港反修例示威,在6月急速升級之后,看在自認為不斷受到北京統一進逼的台灣青年眼中,更是對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產生“同病相憐”的親近感,油然產生心理上的悲憤感,“撑香港”的潛台詞,就是希望港台共同對抗中共的“進逼”。一個親綠的網路平台,就发表了長篇文章,鼓勵台灣青年用“反抗”這個“真實的挫折”去取代“亡國感”,以免台灣也走上香港“反送中”這條路。在這种心理狀態下,当地時間623日台北舉辦的“反紅色滲透”集會,激化了相当多台灣青年上街的動力。

然而,與“亡國感”處于光譜另一個極端的就是“韓流”,前者几乎視后者為無法理解、甚至不可理喻的產物,而后者也是以勢不兩立的態度在應對前者。老實說,兩者都是同時空存在于台灣的群體,卻仿佛兩條平行线一般的存在。如果我們把視野在台灣抽離出來,以旁觀者的角度來看,無論“亡國感”或是“韓流”,可以說都是被意識形態高度簡化、符號化的名詞,其實把這些標签撕掉,各自所代表的社會基礎并不難以理解。

“韓流”的出現,并不完全意味著韓國瑜個人的勝利,而是一种民怨的集結,在社會底層生活找不到出路,低收入找不到幸福感,或是對于執政黨回應民意的傲慢態度感到高度不滿的集結。而“亡國感”,特别是集中于苦悶的青年群體,在兩岸或國際等外在情勢劇烈變動的客觀條件下,對自身发展未來的茫然,從而將問題矛盾轉化、歸咎到中國大陸之上,同時憂慮于“民主台灣”可能被“威權中共”所侵蝕。這种情緒“外部化”,從太陽花運動以來一直在台灣社會內部发酵,政治人物也順勢利用這股感受,在內部甄别敵我,為抵抗北京的壓力充實武器彈藥。

“亡國感”蔓延,讓台灣民眾看到香港反修例的情勢時,更為感同身受,若再將地緣位置與历史因素考量進來,港台兩地的親近感是可以被理解的。不過,反修例能在香港回歸超過20年之后,號召出如此龐大的群眾,說明了作為動員口號的“反送中”,其實也是一個情緒宣泄且集中爆发的簡化象征,中國大陸與一國兩制成為極易識别的“敵人”。

香港反修例示威的事態進展,加深了台灣青年的“亡國感”,但兩地的社會矛盾都被轉化到中國大陸身上(多維記者:譚英瑛/攝)

但是在同仇敵愾的氣憤之下,掩蓋的是香港已然矛盾叢生的社會體質,自港英時期一直積累到回歸之后,始終在政治精英與港府官僚“重商輕民”的治理慣性下,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與回應。光鮮亮麗的金融大都會外衣下,階級的固化、貧富的分化,并沒有隨著香港回歸而有所抑制。與此同時,至今一直為人垢病的港府官僚,受到“行政吸納政治”(金耀基語)體質的制約,技術官僚與民心所思之間的巨大鴻溝,在此次修例過程中完全曝露而出,既無法說服市民,更無法回應民意,雙方的不信任感也是社會撕裂的導火线之一。

青年的焦慮、社會的矛盾、管制的缺陷,同構為香港百万人上街的疊加原因,也為外部勢力的介入留下了可操作的空間。因此,無論是“反送中”或是“真普選”,都不是香港問題的真正的解藥。

同樣的情況也可以檢視台灣,民主制度、政黨輪替在台灣早已是日常般的運作,但民怨與社會不滿從來沒有得到根本性的回應,所以情緒只能被迫的藍綠之間流轉,自己支持的政黨若上台就是“民主勝利”、若失利就彌漫“亡國感”。矛盾的根源被引導到政黨立場與意識形態身上,政治人物永遠只要回應一半的民意就好,政策立場当然也可以反反复复。而這些惡性循環,往往被“民主”的光芒所遮蔽住了,端看被什么事件給催化出來,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香港的反修例與台灣的亡國感,確實是對現實的無奈,但總要問對問題才能給對答案,如何看待“現實”就成為关鍵中的关鍵。若是僅僅期待民主甘霖,只是在尋找替罪羊,而缺乏了直面社會矛盾的勇氣與實踐,那么還會有下一個“反修例”,“亡國感”也會不斷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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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伍逸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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