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以“傷經濟損就業的政治干預” 抹黑最低工資調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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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最低工資已確定于2020年元旦起向上調漲,法定最低月薪將調漲新台幣700元至2万3,800元(1元新台幣約合0.03美元),最低時薪調漲8元至158元,据台灣勞動部預估月薪調漲約有183.26万名勞工受惠(本勞136.71万、外籍移工46.55万),而時薪部分預估約有48.33万本地勞工受惠。

此次最低工資的調整是蔡英文執政期間第四度給勞工“加薪”,且月薪調幅約3.03%,相較前3次年平均約4.86%的漲幅,是蔡英文上台來最低調幅。尽管加薪的水准能否反映經濟成長,以及滿足勞工及其家庭的最低生活所需仍是個問題,但打破此前历任總統建立的慣例,如此連番調漲最低薪資,已讓主張今年應凍漲的資方代表反彈,認為政府“獨斷獨行”,直言“憑什么?”

圖為五一國際勞動節時台灣勞工的集會現場。台灣法定的最低工資雖有調整,但些微的調幅,并不足以滿足基層勞工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所需,也顯示台灣經濟成長的果實仍未合理的分配在勞動報酬上。(多維新聞網)

事實上,每当最低工資要調漲之際,工商团體和反對最低工資調漲者,基本上的思維都負面看待最低工資的調漲,更極端者甚至會主張社會更應“廢除最低工資制度”。其主要認為,政府調控工資是有違市場“自由議價機制”,將會對市場經濟造成各种負面影響,包括隨著人事成本上漲,中小企業會營運困難、勞動力需求減少,社會失業率會上升,也會直接反映在物價上漲等問題,也會“勸導”政府對勞工“别愛之而害之”。

台灣最低工資制定的過程雖尚未法制化,蔡英文競選時倡議的《最低工資法》仍躺在台灣立法院中,但即便立法通過后,最低工資是否調漲的決定權,終究還是掌握在執政者的手上,因為在勞資雙方,一方希望向上調整,一方則希望能凍漲就凍漲的情況下,原則上是很難以在調漲幅度上有所謂的共識,因此官方的意向才是調整與否的关鍵。

而且誠如有“所得與財富历史研究教父”之稱的經濟學家安東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就言明,最低工資要能发揮實效的前提是其“水准必须高于雇主自訂的水准”,這也是政府必须做出抉擇,而不能任“勞資自由議價”的緣故,因為在權利不對等的情況下,工資市場往往只能是“雇主說得算”。

由“政治決定”工資,雖然不符合由“市場決定一切”的原教旨經濟學主張,但這樣的論調仍然获得不少經濟學者的支持。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就是力倡提高最低工資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R. Krugman)。克魯格曼認為工資并非完全由所謂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所控制。工資的調整更多是取決于政治、社會力量選擇的結果,例如工會力量和社會壓力的強弱,同時他也以美國部分州的最低工資調整高于聯邦標准的實例指出,最低工資的調漲,并沒有嚴重造成就業市場的負面影響,克魯格曼認為由“政治決定”最低工資并有什么問題。

相似的觀點,也出自另一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史蒂格列茲(Joseph Stiglitz),其明白指出要消解美國嚴重的貧富差距和分配不公,就得重構美國的經濟規則,讓政策投資于經濟,投資于工人,具體的做法之一就是“提高最低工資標准”,史蒂格列茲認為在總體需求不足的狀況下,提高基層收入很可能會刺激經濟发展,最低工資的提高可有效地減少貧困,幫助那些靠最低工資度日的弱勢群體。

以台灣最低工資历次的調整水准來看,反對調漲者往往以“會嚴重冲擊就業市場”作為凍漲理据,但假如以台灣這般溫和的調幅,都會造成企業經營出問題從而影響聘雇的話,顯現的恐怕是台灣產業或企業型態體質虛弱而需轉型的問題。

此外,把物價上漲直接歸因最低工資的提高,這可能也高度簡化兩者因果关系。因為物價的調整,关系到資本設備的成本、原物料、房租等因素。而当物價變化,工資水准無法跟上時,對于個别勞工的生活處境及總體經濟內需不能被滿足的后果,恐怕更是傷害。

在全球經濟都陷入低增長困境,以及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之際,以工資成長來帶動消費、提高勞工生產力和縮減貧富差距的做法更顯得重要。國際勞工組織(ILO)以“工資和收入不平等”為主題的《2014/15年全球工資報告》就認為,以工資成長為動力的經濟成長策略,對工資增長落后于經濟成長率的經濟體而言更加可取,而最低工資作為政策工具,其對縮小收入不平等和推動低收入勞動者工資增長发揮重要作用。

尽管要真正改善台灣的低工資困境,絕不是只靠提高最低工資這帖藥就能奏效,但它卻是不可或缺的一帖藥方。因為它是政府得以積極調控工資市場,以保障民眾最低生活所需的政策工具,而這可能也是邊際勞工唯一能获加薪的機會。

檢視蔡英文執政期間历次的最低工資調幅分别約為5%、4.72%、5%、3.03%,四年平均約4.43%,相較于OECD經濟體(2016年至2018年)最低工資每年平均約為5.16%的漲幅來看,台灣的最低工資確實是還有向上提升的空間。

整體而言,執政者如果能有計画的,每年合宜的調高最低工資,此种“政治抉擇”并無不妥,且以台灣的經濟實力,從人均GDP的表現來看,絕非“沒本錢”能給予基層勞工及其家人能在工資上“保底”,获得最基本的體面生活。而最低工資若能有效提升以反映經濟成長的公平分配,更是個重要的政治性宣示,其指標性意義能反映執政者是否有決心,讓台灣擺脫以低工資為經濟成長動力的发展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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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陳炯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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