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政客力推台湾旅行法 徒增蔡英文政治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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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一年的时间,美国众议院亲台议员提出的“台湾旅行法”(HR 535)草案在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外委会全体会议闯关后,于1月9日获得众议院全体表决通过。台湾蔡英文政府自然对此欢呼雀跃。但是,如果从长远计,该法案草案即便最终获得两院通过、被特朗普签署“成法”,也是在为蔡英文政府增加不必要的麻烦。

台湾总统蔡英文历来注重与美国国会亲台议员的关系(图源:中央社)

这项法案由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夏柏特(Steve Chabot,R-OH1)提出,获得联邦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罗伊斯(Ed Royce,R-Calif.)和资深众议员舒尔曼(Brad Sherman,D-CA)等80位众议员联署;参议院则由联邦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R-FL)于2017年提出,共7位参议员参与联署。众议院版本内容包括允许台湾领导人进入美国,并与包括国务院及国防部等部门的官员会面;允许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及任何台湾在美国成立的机构在美国进行正式活动,并使美国国会成员、联邦及各州政府官员、台湾高层官员参与其中,而不再受到限制。

即便参议院外委会通过自己的版本,返回众议院通过的可能性也不是很高;即便众议院全院通过,参议院全体会议也有可能提出一些修正案,毕竟并不是所有的议员都是“亲台的”。即便两院联席修正后,也需参议院再次表决,并获得简单多数通过,最后才送至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签署才能生效。也就是说,美国亲台议员力推的“台湾旅行法”能否成法尚存很多不确定性。

美国议员力推类似涉及台湾的议案,并不完全是为了台湾好。一方面,在行政部门主导外交事务的背景下,美国国会一直存在通过立法影响外交决策的做法,这体现了三权制衡的一个方面,即行政和立法之间围绕外交权的斗争。另一方面,国会议员不参与外交决策,自然不会周全考虑双边、地区及国际局势。

美国议员谈到台湾时,都是将其视作“国家”,都会提到法律和道德以及民主自由等原则,听上去都很“高大上”。但是,这些坐在国会山、只接触自己选区选民的立法者,对行政当局的外交决策不会周全考虑。很多议员都是10至20多年来在台湾问题上发声的人,立场几乎没有大的变化,摆脱不了意识形态或冷战时期的思维桎梏。加上背后游说势力的影响,他们的立法议程大多和地区及国际实际脉动脱轨。

此次众议院力推“台湾旅行法”,本质上并不是为了帮助台湾,而是纯粹地责难北京。很多亲台议员大多在对华立场上持鹰派姿态。2017年10月12日,众议院外委会层面通过该法案草案时,美国《华盛顿邮报》发布专栏报道,爆出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2017年8月曾致信美国国会两院外委会、军委会的领导层,呼吁他们发挥个人影响力,阻碍“台湾旅行法”等此类涉台法案草案在委员会层面及全院通过。

崔天凯在信中就国会此举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涉台议案是对中国主权、国家统一与安全利益的“挑衅”,已经跨越了中美关系稳定的“红线”。 亲台派议员、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民主党议员恩格尔(Eliot L. Engel,D-NY)认为,崔天凯这封信之所以与众不同,就是因为它的“威胁口吻”。恩格尔称,中国在全球对很多国家开展这种拙劣的行为,“我感兴趣的是,中国现在感觉到,他们有能力对美国国会施加这种程度的威胁和含糊其辞的压力,并认为不会因此受到惩罚”。

国会山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官方幕后游说和施压国会,试图影响国会立法议程,就是一种“政治渗透”。这种渗透不光美国开始担心,就连其盟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部分欧洲盟邦也存在忧虑。美国对华鹰派议员反击这种“政治渗透”的唯一方式,就是机械化地力促这种涉台议案在两院的通过。这是他们看来反击北京的最好方式。

台湾蔡英文政府应该认识到,国会提出和推动各类各色的涉台议案,其大背景都是中美博弈,台湾在其中只是美国国会鹰派政客要挟行政当局、施压北京的一个砝码而已。美国国会议员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选区利益,其次才是如何凸显自己作为议员“存在价值”,至于台湾人的利益,并不是他们首先考虑的议题。

试想,假如“台湾旅行法”最终成为约束性的法律,美国政府会付诸实施吗?即便是唯一具有约束力的《美台关系法》(TRA)中的对台军售条款,美国执政当局执行起来都有难度,态度也在逐年变化,特朗普上台后甚至也出现了废除该法案的声音。即便美国行政当局付诸实施,也要考虑中美关系的大环境。美国总统从个人和双边关系层面考虑,也会有很多回旋余地。

真正为难的其实是台湾政府。对蔡英文而言,假如有了这样一个规定美台高层互访的美国法律,就等于自己多了一条想跨而又不敢跨的“政治红线”,这种红线比军事层面进购攻击性武器更为严重。北京也就有更多充分理由调整自己的对台策略。

撰写: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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